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核心提示：中国的改革，不管80年代也好，90年代也好，还是本世纪以来也好，他虽然风波很多，起伏很大，甚至有被耽误的时间。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已经到了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这么一种程度了。“广场政治”不是中国的出路。唯一的出路还得坐下来，能不能把全民的智慧，尤其是全民中精英的智慧，包括知识分子的智慧，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重塑合法性。

当前改革有“三不依靠一不信任”

荣剑：发展所，是吧？那么我对现在的改革有一个判断，叫“三不依靠，一不信任”。哪“三不依靠”呢？

第一不依靠这个部门。我的看法是部门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比如说这次的股票IPO重新启动，马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干净的一个动作。一推出来以后，马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果现在让发改委制定一个改革的方案，他肯定要加强自己的权力。你找卫生部搞一个卫生的改革，叫教育部搞一个教育的改革，肯定搞不下去。所以我的看法是不靠部门。

第二不依靠地方政府。地方这几年，我的看法是麻烦制造者，他拆迁的事件，各种由于这个土地的，财政的发展，官民之间的冲突，社会性的一些矛盾，都是在地方的发展过程中被制造出来。

所以我的看法，现在地方都已经趴下了，也没有什么。十七大开完以后，还有一个广东模式，还有一个重庆模式，还在那里做呢，现在整个地方都在观察。

第三个不依靠权、党呢，实际上就是说执政党的政治信用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

这是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做出判断。我估计不管左中右都有一个共识，执政党这几年所出现的腐败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其严重性，执政党内部也有个估计，已经到了有可能亡党、亡国的程度，十八大报告里也都讲到这个话题了。

不信任是什么呢？不信任社会。就是说不管左中右，我的说法就是“左右不靠”。你也不用说我因为批了你的右了，以为他会依靠左，也没有；今天限制左的一套做法，他也没有依靠右。就是这个社会，出于一种不信任的状态。这种状态跟晚清时期有一点相似性。我们在总结经验，我们在观察。

我们把时间的跨度如果放在更远的话，可以看到晚清的社会变迁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是历史学界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我就概括了三点，光绪帝主导的改革一个叫做“皇上急、百官不急”；第二个叫“中央改、诸侯不改”；第三个是“朝廷动、社会不动、民间不动”。

就是说这个中央、地方跟社会这三个环节都是脱节的，刚才我们几位老师也讲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高层的设计、顶层的设计，成立这么大的一个位高权重的两个机构：一个是深化体制改革的小组，一个是国安会，是吧？这两个这么高的机构。他下面有没有工作的班子，有没有腿、他是不是跟地方打通的、是不是跟社会打通的，现在看来都是可以保持疑问的。因此我的看法呢，现在的改革就是只有三个人在战斗。当然也是半开玩笑了，只有三个人在战斗，其他人都在看。包括现在的反腐败，都是中纪委在行动，在战斗。你说这个省市县的纪委有动作吗？现在也看不出来。

那么这种状态的话，只有靠少数人来从事这么一个庞大的改革工程，我是比较担忧的，就是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它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有待观察，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困难已到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程度

凤凰网：根据荣剑老师刚才提出的问题呢？我觉得特别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改革的动力问题，推动改革在深水期继续走下去，是靠这个社会的倒逼？还是靠“皇上着急”？或者说还是靠什么别的东西？各位老师，张木生老师您有什么看法？

张木生：荣剑老师所说的我部分接受，也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我觉得中国的改革，不管80年代也好，90年代也好，还是本世纪以来也好，他虽然风波很多，起伏很大，甚至有被耽误的时间。我也说过一句很狠的话，“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已经到了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这么一种程度了”。

如果我们不想一想，我们不信任现在这一届的（领导人），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从插队开始积累，然后他们从最基层干起，他们的学历都是双博士，他们既了解这个世界大格局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在倒逼着中国，也知道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多。用三中全会习近平同志所讲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他之所以能够讲出来，改革最大的阻力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内部又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僵化，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

他能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我觉得就还是有一定的希望，你不把希望寄托于他这儿，你再想什么人呢？还有什么机会呢？

再有我觉得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是一个唯大英雄能本色，即高明而到中庸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执其两端用其中，我也不左我也不右，用其中，目标很明确——能不能为民？第二，他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全体公民共享。把这个搁到最根本上，就是要求得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所有的人，利益诉求都不同，算是最小公倍数。

我觉得它是一个超越左右的产物。他们搞顶层设计，弄了那么大的一个盘子，我觉得他第一是想干事。

第二，咱们要考证他能不能干事。首先中央已经承认利益已经多元化了，诉求完全多元化了，话语已经完全多元化了。但是在这些多元化里头，我提出一个最基本的，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都是瞎急；上面改下面不改都是白改”。

以习总书记为主体，改革的最后归宿是要赢得和重塑人心，把民心的多数赢回来。你要想重塑人心，要把理论、历史、现状给大家讲清楚，这个还不够。这个不够的话，你想树立新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比较难。

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有希望的，就是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他要打破利益的藩篱，要有抓铁留痕，踏石有印的决心，还是要把这个全党的精力统一在三中全会的认识上，有两个先行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肯定：

一是以反腐为抓手，以反“四风”为推进，再有一个就是要重塑民心。包括最近习总书记去吃包子啊，或者去南锣鼓巷去看民居呀，或者到老百姓家呀……这个可能大家都看惯了，觉得这个都不能说明什么东西，却是一种体现——他是为现状而着急。

你说我们现在缺什么吧？我们中国政府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制造业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拥有国，世界上128个国家的最大投资国……这是从财力上来说。应该说是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个是幸亏世界上有很多现象和中国做了对比，你比如说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一个乌克兰足够教育我们。这23年，原来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里，除了俄罗斯就是它最富裕。现在怎么样？GDP掉了70%，70%的人生活在最低生活线以下，他还在折腾。

泰国怎么样？一个佛教国家，而且全民信教，结果你不管是红衫军，还是黄衫军，你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这个最底层的老百姓，反正是王室有王室的想法，军队有军队的想法，他信也好，他妹妹也好，你不管是怎么被选举出来了，你不符合世界大格局中某些人的利益，他就要折腾你，弄翻你。

所以这些都教育了中国人，“广场政治”不是中国的出路。唯一的出路还得坐下来，就是刚一开始我们提的，你能不能把全民的智慧，尤其是全民中精英的智慧，各个阶层的智慧，包括知识分子的智慧，包括左的右的，包括基层老百姓，你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你的合法性。

如果这些东西一步步的走，我觉得他的目标是远大的——“两个一百年”，他敢想两个一百年的事我觉得就挺了不起。所以我还是抱着谨慎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