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问题是权力原罪

核心提示：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权力不正当地攫取财富，已经构成了中国权力的一个本质的特点，叫“权力原罪”。权力原罪带来的政治问题是极大的，在原罪发生的过程当中是不自觉的、一帮贪腐份子在狂欢，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行为对于这个政权本身的巨大的威胁。

资源依靠政府分配必然导致一些人靠权力背景暴富

凤凰网：最近就有一个案例，也就是刘汉，四川的黑社会被从根拔起了，或者说叫“穷则黑手党，达则白手套”，最后积攒财富到了400亿，其实是有一个群体是按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存在的，这种群体理论上有多大规模？有哪些典型的特征？

王小鲁：要说规模的话呢，现在很难给出一个量的概念来，因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不透明他才得以产生，得以扩张，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到有一些重点的领域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一个是资源性的领域，涉及到自然资源的矿产，这些方面的资源的分配。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制度不健全，那么他必然会由于资源的分配导致一些人靠权力背景暴富，官商勾结，靠这个来暴富；还有就是一些资源性的行业，石油、天然气，尽管这些行业可能占主体地位的是国有企业，但是因为制度不健全，也不妨碍这些领域里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如果你把资源分配这个事情做好了，比如说能通过竞争来分配资源的不靠政府分配，能够靠制度解决资源分配合理化的问题，那就靠制度来解决。

比如说石油那么高的收益，这个领域又很难实现完全竞争，因为地下的石油是有限的，你只能有比较少数的企业来进入这个领域进行经营，这些由于自然资源带来的收益怎么来分配，就是一个制度问题。比如说我们资源税，过去有过资源税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到位了没有，如果资源税改革到位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

再比如说我们矿山开发权的授予，是不是做到了向全社会公开，在一个完全透明的环境下搞招拍挂，如果制度都健全了，中间可能产生腐败的机会很少，少数人靠权力背景暴富，发大财，这种机会也会少。所以，这些领域里头我觉得还是一个制度问题。

凤凰网：就是说您认为制度健全的话能够去把一些漏洞给补上。

王小鲁：能够最大的限度的减少腐败。

凤凰网：也就是说本轮的反腐，他一部分的这个目标的其实也是“切”这部分人？从效果上来看。

王小鲁：对，所以三中全会决议里头讲，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什么叫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靠市场的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不会有公平，如果说是一个垄断的市场，是一个靠权力在背后运作这样一个市场，那还起不到这个作用，关键就是在所有能够放开竞争的领域都让市场竞争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就要靠制度。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公开、透明，加上社会公众监督才能起这个作用。

凤凰网：现实来说的话就是，已经有制度了，但是没有监督，也就是说把监督补上的话，是不是这个情况就会有改观？

王小鲁：有制度但是不完善。比如说，石油行业的利润率要比很多竞争性行业的利润率要高很多倍，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制度不完善，资源税改革就不到位，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改革资源税的这套制度。另外还有，垄断行业怎么办，垄断行业的利润怎么分配，这些方面要靠制度，制度之外还有一个监督问题。

权贵拿资源变现是原初分配上最大的“恶”

凤凰网：刚才已经谈到所谓“白手套”的问题，还有权力交易的问题，但是国企掌握着资源，效率和效果并不是特别高，一个简单例子就是说，中石油它本身有一个开采枯竭的油井向民资转让的项目，在中石油手里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已经开采枯竭了，但是当把它转到利益相关方手里时，每一口油井都能赚钱，就是说从市场效率上来讲，是不是说这种“白手套”的存在，或者说是腐败经济的存在，反倒是在垄断经济领域里边开了一个效率的口子？

王涌：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市场是最好的一个效率，那么第二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初，它有一个产权的原初分配的问题。原初分配是一个正义的问题，市场配置资源是一个效益的问题。当然了，你通过权力、权贵的这种途径进行资源分配，然后这些权贵摇身一变也变成了民营企业，他也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当中去了，也受到市场经济的效率规则的调整。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原初分配如果是不正当的话，那么它是最大的“恶”，它的这个“恶”并不是之后的所谓的市场经济效率所能够弥补和能够抵消的，所以你谈到的这个“白手套”的问题，它实际上是我们体制的一个“恶”，那么这个“白手套”它第一反映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权贵是怎么产生的。

你刚才让王老师评估一下这个规模有多大，王老师可以测算一下灰色收入的金额大概是多少，你要是测算一下人数有多少，这个人数可以这样说，每一个权贵背后都有几个“白手套”，或者说是一批“白手套”，那你要问说权贵有多少呢？这又是一个难题了，权贵几千人没有吗？肯定有，5000、6000人、1万人，处在一个要害的权力部门的这样一些群体，如果腐败达到一定比例的话，那么他们都会转身为权贵，这是我们常识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那么这些“白手套”原来也是民营企业，但是一定要把这些作为权贵“白手套”的民营企业和我们真正作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要区分开来，我认为像刘汉这些人，他本质上已经不是民营企业了，因为他具有的财富400个亿并不是通过辛勤的经营和市场竞争获来的，他是依附于权力而获得的，所以他只是一个权贵的附属品，这些人我坚决反对称他们为民营企业，他们是“权贵的附属企业”，用这样一个称谓更好。

刘汉和周滨的这个案件，其实非常典型的反映了这些“白手套”和这个权贵之间如何进行洗钱，共同分赃的模式。刘汉原来是开赌博机的，不长的时间聚敛身家400多亿。在面对权贵的时候，他不是按照市场经济来办的，他的一块资产可以低价卖给周滨，然后以高价再买回来，中间输送的利益是20多亿，民营企业会干这种事吗？他为什么要输送20多个亿呢？是为了后来获得400个亿的资产。当然我们现在说他这个400个亿是哪来的？因为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审判，我们还无法认定。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如果刚才报道的那些案件属实，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式。

民企财富原罪不是罪 中国最大问题是权力原罪

另外刚才刘老师也谈到民企原罪的问题，我已经做了一个区分，权贵附属企业不是民营企业。我们谈到原罪的问题要抓住核心，应该称之为“权力原罪”，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程功不可没，因为对外开放了，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又建立了一个有限市场经济，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原生的恶性”也非常严重。

它的恶就在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权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所以说我建议不要用这种民企的原罪来淡化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权力原罪。权力原罪，我的一个简便的定义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当中，特别是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当中，权力不正当地攫取财富，已经构成了中国权力的一个本质的特点，叫“权力原罪”。这个权力原罪带来的政治问题是极大的，在原罪发生的过程当中他是不自觉的，一帮贪腐份子在狂欢，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行为对于这个政权本身的巨大的威胁。

所以在21世纪，中国还要进一步地发展，如何削减权力原罪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这个是执政党要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新一届领导班子习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发动如此声势浩大的反腐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想消解它的负面影响，重拾人心。

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民企的问题，我还想补充一点，民企参与共同分赃，中国的企业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种是寻求庇护，因为中国民企在这种体制下，财产的安全，甚至人身的安全，由于没有法制的保证，是处在风险极多的状况，所以一部分民企攀附权贵也是一个现象，但是和刚才所说的“白手套”共同参与分赃的还是有所区别。

王小鲁：我想插几句，就是刚才你说到的那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国有的油田，或者一个国有的矿山，在转让给私人企业的过程中间包含了非常巨大的利益输送，这种情况当然它是官商勾结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把这个人抓起来，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你怎么杜绝以后发生这种问题，这个就要靠制度。比如说资产转让的过程，如果是有一套制度来保证它是公开的、透明的、制度化的，可以在市场上搞招标、搞拍卖，是完全面向全社会的，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所以，在反腐的同时，在打击这种官商勾结带来腐败的同时，还必须推进制度改革，就是怎么做到公开、透明，在制度上怎么做到让社会来监督权力的运行，我觉得关键未来的改革主要是这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