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遏止后果可怕

核心提示：在最近的一年多，集体腐败有两个重灾区：一个是石油系统；另一个就是四川省。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在政治经济结构中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权贵阶层的出现以及权力和财富相结合。这个结构目前处在萌芽阶段，但已经羽翼渐丰。如果不以强力打破它的话，发展到未来是非常可怕的。

重拳反腐力度空前 为全面改革“清道”

凤凰网：田社长研究课题是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轮的反腐风暴和之前的情况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

田国良：我之前因为一个偶然机会申报了一个科研课题，“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形成了一个调研报告，就对从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召开之前这一段时间中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案例进行剖析。

十八大以后的高官腐败案例，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些公布的省部级高官案例一共有25个（编者注：应为24人），实际上查处的高官比这个还多，王岐山同志讲话中说2013年立案查处的中管干部有31个，数量非常大。我统计了一下，从1987年到十八大召开之前这段时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大概也就是120多个，这一年就有20、30个。前面那段时间，平均每年也就是5个左右，而去年12月份1个月就有8个，以前1年最多也不过查处11个，那是2009年。整个20世纪80年代只有2个、90年代也就是20多个。

凤凰网：当前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大老虎”落马？您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之前30多年总和1/4的规模，前后两个阶段对比，在方式上或者说对象上，有什么共同之处？或者是不同之处？

田国良：这个高官腐败应该是一以贯之，有一些特点以前也有，有一些在最近这一年多来表现的比较明显一点。比如说高官腐败案例，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与时俱进的，一直是增加的。但是这一年多增加这么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非常震撼，这是第一点。

再一个就是我看了这20多个腐败案例，集体腐败的特点比较明显。以前也有集体腐败，比如说王宝森自杀，就牵出了北京市的三名高官：陈希同、铁英和黄纪诚。而在最近的一年多，集体腐败有两个重灾区：一个就是石油系统产生腐败高官比较多；第二个就是四川省。这两个是最近一年腐败高官案发的重灾区，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腐败高官与一些商人搞官商勾结比较明显。

另外，很多高官腐败案暴露是实名举报的结果。比如国家发改委的刘铁男就是被《财经》的副主编实名举报；李春城，是被成都金牛区统战部长申勇实名举报；还有一个是李达球，被多名群众实名举报。

短短时间，一下子能查办这么多高官，我认为表明了两点：第一，新一代的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的决心加大了，有破釜沉舟、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气概。只要你搞腐败，我们就要查处，不管你是什么人。

第二，新一代领导集体现在是在打一套组合拳，不光是反腐败，而是反腐、倡廉相结合，就是惩恶和扬善相结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规定非常具体，八项规定，后来包括我们到了新年发贺卡，发台历这一系列事情都有明确规定，而且就是在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就是“大老虎”跟“小老虎”一起打，大事小事一起抓，党内党外一起发扬优良作风，这是一种组合拳。

再有就是组合拳里是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我理解反腐败本身还是一种治标，但是也必须真正的治本，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搞体制改革，把腐败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腐败？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制度。

1992年的时候，小平同志说过一句话，他说再有30年，我们要有一套完备的制度，也就是从1992年到2022年30年，现在剩下8年时间，时间紧迫，因此必须在这个时间内，把我们的这个制度，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这就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要达到的的总目标。

凤凰网：您刚才也说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但是当前的反腐风暴，很多网友理解里面还是带着风的成分，一阵风刮过它是个运动，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建设安排，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当前的反腐风暴？

田国良：我认为反腐败不是一种风，而是一个逼人要做的课题。我们的反腐败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扫清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治腐败的根本之道。我们国家的权力还没有完全受到制约，因为我们的管理体系还不健全。举一个例子，这次暴露的25个人，25个省部级干部，有好多是担任副职，但实际上他们产生腐败的时间段主要是正职，担任一把手或者是某一个市的书记，这个时候产生腐败的几率比较大。

这是因为对一把手的监督，有时候有些失控，他们权力太大。比如说同级的纪委你怎么能够监督同级的党委书记？因为你要归党委书记领导，因此全面深化改革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把我们的体制设计好，把这个下级不敢监督、上级没法监督或者说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这种情况进行纠正。整体来说，我们想通过反腐败，通过我们的制度完善，达到我们的干部不能腐、不敢腐、不愿意腐的这么一种环境。

新领导班子以强力反腐树权威解危机

凤凰网：在各位老师看来，中央为什么要在此时，采取此种手段，针对此种问题展开这么大的动作，这里面有什么玄机？

王涌：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的反腐措施应该说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其实原因很简单，腐败已经非常的严重，到了亡党亡国的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腐败的恶劣势头将无法遏制。所以我们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拾人心，因为如果人心尽失的话，执政基础就没了。所以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危机感而开始了强力度的反腐。

另外，我们比较一下，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腐败在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在世界各国比较来看，也是很罕见的，所涉及到的财富金额都是令人惊诧的。我们的政党实际面临着一个财富的诱惑，就像在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的腐败面临着财富的诱惑一样。它的这个党心、军心、党风、军风，是导致它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GDP现在在高速发展，我们的各级官员都面临着财富的诱惑，哪一个时代有这么多的财富？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恶劣的腐败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如果不加以遏制，那么后果是极其可怕的。这样一个政权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濒临崩溃。所以面对这样一种境地，任何一个有责任的领导人，都必须像十八大以后这样，采取有力的措施。如果像以前那样，只是采用通常的手段来进行反腐的话，是不会见到成效的，要用重典、下猛药才可以。另外一个方面，因为这次反腐重拳出击出现在领导班子的交替过程中。那么怎么收拢人心，怎么树立新的领导班子的权威和威信？反腐是一个必然的渠道。

当然我说树立权威，并不是说树领导班子的个人权力，也不是说树这个新政的个人权威，而是树这个政权，政权本身具有正当性，本身具有权威。或者换一句话说，要树党内的健康力量的权威。所以说反腐是必然的，而且大力反腐，以不寻常的手段和力度反腐也是必然的。

王小鲁：我很赞成王老师的意见，我认为现在腐败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再不大力度的整治腐败，那中国的前途，中国整个民族的未来，都面临重大的挑战，都面临非常严重的危险。所以到了这一步，采取非同寻常的、大力度的反腐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另外一点，我觉得解决腐败问题，从根本上来讲，要靠这个制度方面的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反腐的风气树立起来，不从根本上扭转现在这个贪腐成风的局面，恐怕改革也很难推进。所以我觉得大力度的反腐，应该起到为下一步的制度改革扫清障碍、开拓道路的作用。

权贵分赃结构羽翼丰满 再不遏止后果可怕

王涌：我再补充一点，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中国的经济确实在发展，但是在政治经济结构当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权贵阶层的出现以及权力和财富相结合。这个结构目前处在一个萌芽阶段，但已经羽翼渐丰。如果不以强力打破它的话，发展到未来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我们还可以说可以打老虎、打大老虎，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出剑的话，这个老虎以后就不是大老虎了，那是无人可打的老虎了。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是要打破在过去由于我们的体制本身的局限，形成的这样一种权贵的结构，也就是权力和财富相结合的这样一种可怕的结构。

在这部分领导人的头脑当中和他们的子女当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他们应当成为中国今后财富增长最大的受益者，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样一部分贪腐人员，包括苍蝇、老鼠，包括大老虎，都似乎有这样一种观念，他们要参与分配，而且要攫取最大比例的财富。这里面带有一种分赃制的苗头，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新一代的领导班子上台，要代表政权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停止，这是不正当的，这也不是潜规则，权力不能攫取财富，所以新的领导班子通过反腐，向全国人民表达这样一个信号，向所有潜在的蠢蠢欲动的腐败分子表达一个信号，就是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通过权力用来攫取财富的。

所以反腐不光要惩戒以往的贪腐，更主要的是为中国今后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发展的未来确定一个标尺，不是分赃，政权的正当性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所以说反腐是必然的，如果在这段时间不反腐的话，后果是极其可怕的。当然了，反腐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什么样的渠道能使得它更为深入？它的根源何在？当然我们后面还会进一步的探讨，从它的意义来看的话，这点我应当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