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如何制造
全球公共产品的

西方的基本路径是：在西方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通过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从而生产出一套经过针对非西方世界发展的理论，然后将这个理论实践化和制度化。实际上这个理论在西方并无具体的实践，是一个基于“想象”的理论。现代化理论就是这个知识的核心。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负责国际发展事务的部长在巴黎开会，讨论援助的有效性问题，并提出了全球减贫的概念。

西方减贫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结合，但是其主张是全球性的减贫，占据伦理道德高地。正如David Mosse 所说的那样：西方相信只有建立像西方那样的制度，贫困问题才能解决。这样干预就变得必然了，也更加合法了。

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街头,当地人穿着的服装上印有美国国旗。

有趣的是，西方援助方案很少将一些他们正在实践的政策或做法直接介绍到发展中国家，凡是介绍的都是“再生产”的知识。我的一个德国朋友是德国黑森州经济部东亚处处长，他和他的领导不停地往中国跑，试图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前往投资。他们的招商引资与中国很像。

我说：“你们的国际发展项目为什么不给非洲国家讲你们如何招商引资啊，却讲什么性别与发展，这连你们国家都没有。”他说：“我们的国际援助已经和我们的经验断裂了。”

中国的对外援助往往是把中国的经验直接转移。70年代的“农业八字宪法”，农业学大寨，80到90年代的承包经营，以及目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如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等都是直接的表现。这样的做法备受批评，被认为脱离了非洲的实际。但是，把很多中国援外项目的失败归结为没有因地制宜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平行经验转移比构建性的再生产更加便于学习，而且相当经济，这也是我一直对于培育一个专门的知识职业体系有所顾虑的原因。

西方发展援助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这个链条消化了很大一部分援助资金，而且这个系统以非政治化的面貌出现，不断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如各种各样的评估、规划、社区驱动式发展、性别敏感化发展等等我们熟悉的概念，让发展援助系统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加纳的一位财政部的副部长在一个会上说，西方的援助给了我们劳工标准、工会和性别平等，而中国给了我们公路，当时在座的很多人都大笑。西方的援助在其对抗性的国内政治的体系和发达的发展技术官僚体系的约束下，虽然减少了援助腐败，但也严重制约了援助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中国的对外援助虽然也面临提高援助质量、成本上升等问题，但是在援助执行中的简化和低成本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坚持的原则。将援助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交给受援国执行是提高援助拥有感的关键。我在一个国际会上就这个问题与当时的法国援外署首席经济学家有过激烈的讨论。

中国迅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恰恰是没有遵循优先变更制度这一路径，而是采取了优先发展经济，逐步调整制度使其更符合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的做法。这正是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情况下，有识之士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原因。他们希望中国的发展援助能把这个方案带到发展中国家，有的甚至明确认为这是新的和替代性的发展方案。

中国的经验当然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但是要成为全球的公共产品则需讨论。一个国家的发展经验的全球化需要具备一些条件。首先，要有解决带有普适性问题的实践和经验，这一点中国具备了；其次，要具备将普世化经验转变为知识的能力，这一点中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是还不具备为全球提供知识产品的系统能力。这是中国与国际发展体系合作的结合点。中国正在处于重新寻找其世界位置的时期，仍需要谦虚地学习西方发展援助的经验和理论。最后，是否具备将经验和知识转化的物质和制度的条件。这一点，中国正在开始尝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等都可看成是中国把握西方的历史性尝试。 大家可能注意到，最近关于亚投行的一些报道，其中提到的非住会的执董制度、简易化的管理等都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因此，发展知识在发展学习中融合发展。

中国的对外援助一直以硬件为主，避免涉及到制度性问题，这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优势。同时，中国也注意到了能力和治理的重要性，开始将治国理念的交流作为援助的内容，从而使涉及到制度方面的问题不从干预的角度入手。中国这种不遵循西方发展方式，同时又广泛学习西方发展经验，以及通过平行技术转移的对外援助的总的模式，构成了本世纪最重要的发展叙事。随着中国知识生产能力的加强和包容性合作的深化，中国的增长和减贫以及国际和社会治理等经验，将会逐渐转变成有价值的全球公共产品。

李小云教授与Wa Simba村村民探讨介入中国扶贫项目的效果。

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对外援助，都不能按照历史的路径简单地延续。中国目前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这个战略是基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而延伸出来的惠及全球的发展框架。这个框架看起来具有很强的“自我性”，但是，在全球多元化的情况下，这个战略必定是利益均衡的，否则将不可能落实。将中国的对外援助放置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中国的对外援助应该更大程度地服务于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即使过去中国强调对外援助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但是中国的对外援助也是按照全球发展的需要布局的。按照OECD和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在过去10多年中，中国对外援助投入到低收入国家的比例，高于OECD成员国投入到这些国家的比例。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国内公众对于对外援助的批评不断增加，对外援助的政治化日益明显。这一方面来源于在援助透明性低的情况下对援助效果的质疑，同时也来源于国内民粹主义的影响。中国如何保持其对外援助的优势，同时又能面对诸多挑战，是中国对外援助需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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