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
西方援助让人好过吗

这个说法实际上反映了大家争论的中国和西方援助差异的问题。最近几年，西方对中国的对外援助研究几乎成为了国际发展领域的中心课题。实际上，2000年之前国际上有关中国的对外援助的研究是很少的，发表的书和文章也很少。2000年之后开始增加，2005年之后是迅速增加。不仅是国际上，国内的国际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国际上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观点主要是两个维度，一是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提供了一种新的援助方式，是接受援助国家的一个替代的选择，甚至有的更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方式最终会取代西方的发展援助方式。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以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中心，破坏了西方援助正在推进的改善发展中国家治理结构的框架，有的甚至认为中国的援助是“流氓援助”。

国际上对于中国和西方对外援助最大的争论是所谓的“干预”问题。

西方对于非西方的构建开始于15世纪，西方的远航者和传教士等通过他们的海外探险，带给了西方世界最初的非西方的概念，很多从东方文明归来的使者更是感概西方和东方文明的差距。如果不能说那个时期西方是处于文明的劣势的话，但至少可以说，西方看待非西方世界多少是平等的。詹姆斯?库克等航海家，关于南太平洋土著是具有完整人性的自然人的观点，就激发了启蒙主义者的灵魂。

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街头，身着印有中文的二手服装的当地居民。

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迅速扩张，这种相对平等的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构建，特别是到了19世纪以后被彻底打破。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开始，工业文明迅速重构西方的意识形态体系，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构建的文明基础也发生了变化。非西方在西方的眼里逐渐成了没有开化、不文明的野蛮人。带领野蛮人走向文明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合法性的社会基础，西方逐渐将这个理念付诸行动。这些行动就是初期的“对外援助”。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国家的政治共识是要帮助非西方世界成为独立、自治和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殖民当局在20世纪对其殖民地的发展都有系统的发展规划和具体的建设实践。

实际上，在殖民当局系统的干预之前，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一直与后来的发展援助有关。说服非西方人民来信仰基督只靠说教是不行的。因此，教会雇佣大批懂得医疗和教育的人员，通过治疗土著人的疾病从而使得他们信仰上帝。基督教的社会使命和殖民者的政治使命构成了西方发展援助的政治社会基础，而这个基础的核心就是基于“优-劣”结构的，通过“干预”而改变非西方的逻辑。

二战之后，殖民主义被摧毁，“发展”成了构建西方和非西方的新的意识形态。野蛮的非西方世界变成了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发展援助成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工具，并逐渐演变成“干预主义”的合法工具，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专业人员变成了发展专家，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就这样嵌入到了非西方的社会中。前不久，我在一个国际会上再次讲到这个问题，原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秘书长不无感叹地说“小云讲的很好，我们好像都忘了这段历史的叙事”。

坦桑尼亚首都海滨城市达拉斯萨拉姆海边的当地特色房屋

西方早期的援助也不能说是地缘政治的工具，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冷战，因此，援助主要还是基督教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单向扩张的工具。到了现代，西方的对外援助则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西方地缘政治的需要。基于近代国际的两极化格局，西方很多学者因此也把中国的对外援助看作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工具，这一点也不能说全错。但是就像周恩来总理在60年代说的那样：我们的对外援助还是基于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多一点。

中国同样有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构建的逻辑。当我们讲中国没有“干预”的文化基础的时候，有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也有领土的扩张和文化的对外传播。的确，中国文化里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或者说中国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华帝国时期领土的扩张和文化的传播与“干预”是不同的。中国文化的传播始终都是非组织化和非系统性的，是随着领土的扩张和人口的流动而发生的。相比较而言，西方文化的传播是有组织和系统的，前者如教会，后者如殖民和现代发展援助等。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构建，与西方与非西方在进化论基础上相对线性的构建路径不同，这与中国在近代闭关自守和处于工业化的落后而被“他者化”有关。这些因素都与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寻找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建国之初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看起来是地缘政治的考量，其背后则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尝试寻找其世界地位的历史的延续。

中国在“天下”观下践行“世界大同”看起来很像帝国的行为，但是中国缺乏系统化干预外部世界的社会文化基础和经验。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到了西方的“他者化”，中国将与其他“他者”看作是一样的受压迫者的历史遭遇，构建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关系。

有一年，我在赞比亚做研究，使馆的参赞请我吃饭，我说我也带着我当地的助理，参赞见到他时和他握手称道： “兄弟好！”。这个助理饭后告诉我，绝对不能想象英国驻赞比亚的专员公署的高官会称他为兄弟。 中国在这样的一个平行关系构建中提供援助很自然会形成所谓的“不干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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