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部分中国家长焦虑地站在夜色里，为了孩子上学通宵排队报名的时候，另一部分中国家长已经把眼光转向了泰国北部的清迈——这座面积仅有北京千分之二、因观光旅游而闻名的小城。

一些不算富裕的中国家庭，倾注自身有限的资源，以长期两地分居的方式，送三、四岁的孩子到清迈上学， 在泰国换取更加符合期望的教育。

对于这些家长而言，清迈，乃至泰国，是一块宝贵的留学“自留地”——留学人数少、社会环境舒适、性价比高。它是临近祖国、可进可退的教育缓冲区，也是通往欧美教育的便利跳板。

他们得以暂时从国内激烈的竞争中抽身，得以畅快地呼吸没有雾霾的空气，得以在校园恶性事件频发时松一口气……

清迈或许不是完美的解药，却是一剂舒缓的良方。

为了孩子的教育，无论是冒险还是博弈，权宜之计还是长远规划，家长们相信——“当你得到了最重要的东西，你失去的都会变为可接受的。”

搭乘傍晚6点从北京西站出发的Z1列车，颠簸一夜后，第二天早晨8点到长沙。然后在黄花机场搭12点55分的飞机，不晚点的话，下午3点左右就能抵达清迈。为了能经常去探望将在清迈长居的妻女，玛塔塔（化名）摸索出了这条耗时但廉价的路线——近24小时的路程，总共才花六百多元，不到最低直飞价格的一半。

省下来的钱用来规划两个“家”的生活：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清迈。

玛塔塔夫妻俩是甘肃人，在北京打拼了11年，开了一家小小的设计公司，做食品包装设计，家庭年收入徘徊在20到30万之间。2013年，他们在北京买了一套50年产权的60平米商住两用复式小房。去年刚入住，每月五千多的房贷还要还五年。北京的古玩、演出、博物馆都是玛塔塔喜爱的元素。如果不是操心孩子教育，他们对北京的生活尚且满意。

“一提到在北京上学，我就无比烦躁。”玛塔塔的许多朋友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或将孩子转到天津上学，或花高价办理工作居住证。更多的人选择离开，“就像大浪淘沙一样。” 虽然在北京上幼儿园暂时不用面对户口问题，但孩子上初高中的时候还是要直面的。他意识到，教育的门槛迟早会成为横亘在一家人面前难以逾越的大山。

去年12月，一位教育行业的朋友偶然在玛塔塔面前提及泰国的教育资源不错，撩动了玛塔塔的心弦——彼时，3岁的女儿芒果还未在北京上幼儿园，完全由辞职在家的妻子照料。3岁，正是孩子模仿能力最强、学习语言最敏感的时期。有时候她会学着父亲的样子，把食指长的毛毛虫放在手掌上。

让女儿上国际学校、学好英文一直是妻子的心愿。在北京上国际学校，往往需要高昂的学费，更甚者要求父母双方都是外国籍。而在清迈读国际幼儿园却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

玛塔塔算了一笔账： 第一年学费6万，第二年4万，基本和北京的私立幼儿园持平。在清迈读的是有25年校史的老牌名校，和北京动辄数十万的国际幼儿园比起来，性价比要高很多。

今年4月，一家人以游客的身份踏上泰国的土地；6月，再次去了清迈，并让芒果在一所双语幼儿园试读了两个月；9月，一家人第三次到清迈，玛塔塔租新房、安顿妻女，芒果正式成为一名“小留学生”。把自己的家庭拆成两半，分隔在相距2900公里的北京和清迈，是他们仓促又坚决的选择。

玛塔塔一家在清迈的新居——一幢占地400平米的平层别墅，两室一厅一厨两卫带花园，月租金1.4万泰铢（约合人民币3000元）。

房子有些老旧，院子里却是一派生机。玛塔塔在院子里配上了在北京卖得很贵的大叶植物——一盆国内卖两百多块钱的蝎尾蕉在这里只要120泰铢（约合人民币25元）。这样大大小小的花卉，一共置办了15盆，还在盛水莲的水缸里养了几条小鱼。玛塔塔希望女儿能像他一样，在自然的环境下快乐地成长，“做人没问题，再有一技之长，就够了。”

为了赶在离开前给空荡荡的客厅配一个适合的柜子，玛塔塔开着“七手车”飞驰在3029公路上。3029快速公路是玛塔塔最爱的一条路，没有红绿灯的马路上川流不息，紧张、有序、繁忙、从不堵车。虽然地面标记限速八十，但几乎所有车辆都在以一百以上的速度全速前进，与泰国人倡导的“宅烟烟”（泰语慢慢来的意思）式生活迥然不同。

车载空调因为水箱失灵频频冒出热风，半天下来，坐在后座的女儿腿上便捂出了痱子。无奈之下玛塔塔把车开到修理站，修理工大汗淋漓地检查了半个多小时，判断是冷却液没有了，并为水箱加满了水。准备付钱时，对方告诉玛塔塔，加的是水，不用付钱。这样的社会风情让玛塔塔心生感动。

最终，玛塔塔在家具城用一万多泰铢（人民币两千多）买了四样家具。结账时店家提示可以用手机支付，精打细算的他笑着点出了现金：“最近的汇率太低。”回到车上，刚刚睡醒的女儿委屈地发了一场小脾气，她踢腾着小腿，哭着说“不喜欢爸爸”。

朋友揶揄玛塔塔一家“逃离雾霾，寻找诗和远方”，而玛塔塔只觉得“雾霾这类问题不是我们这个阶层会着重考虑的。”玛塔塔今年34岁，爱人比他大3岁，如果不是因为孩子上学遇到困扰，他们也许不会选择出国。玛塔塔自认为是“什么优势都不占的超级草根家庭。没有逆袭，出国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事。”

假如两年后女儿无法适应，回国依旧是一个选择，可能会去深圳、海南等一些比较开放的城市。“不管未来怎样，在短暂的时间里拥有一些东西，并好好加以利用，享受这个过程，这就足够了。”玛塔塔说。

跟玛塔塔一家的情况不同，据清迈地区最大的留学信息交流群统计，在当地留学的家庭中最早来自北京，近年成都来的家庭居多，共同的催化剂是空气问题。

郭明的儿子土豆今年11岁，就读于清迈最贵的国际学校。两年前，原本在北京读私立小学的土豆因雾霾出现了轻微鼻炎的症状，免疫系统受到了不可逆的伤害。“我最怕有一天孩子长大了责问我，当年你能出来为什么不带我出来？我身体都完了要钱有什么用。”

跟郭明家情况类似的，还有张佳一家。2015年，刚刚过完3岁生日没多久的大伦开始频繁地咳嗽，每天早上要喝两袋肺宁颗粒和大量的板蓝根。医院检查已经出现过敏症状，一场雾霾让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家庭做了离开的决定。

为了让3岁的哼哼能够在清迈安心读书，来自昆明的妈妈燕子（化名）花了60万人民币在清迈买了一套永久产权公寓——这笔钱几乎掏空了家底。

公寓的面积不大，只有42平方米。客厅和厨房、餐厅为一体，抽油烟机只是一个排风扇，有时做些炝炒的菜，满屋子都是烟。作为母子安身的临时居所，燕子觉得还算省心。

“如果要买昆明的学区房，先要把原有的房子卖掉，加上存款只能够首付，之后要欠好几百万的债。那种感觉，很无助。” 哼哼的教育问题让燕子一家面临着无解的经济困境。去年，她在朋友圈得知同学的孩子在清迈上学，就动了在清迈买房陪读的心思。为了顺利陪读，她在国内报了一个英语班，从音标学起，一小时学费150元。

“最开始出来的唯一目的是把英文学好。” 哼哼在清迈读国际幼儿园一年级，一年6万人民币的学费，比昆明家门口私立幼儿园要贵五倍，“我甚至觉得读完幼儿园后，他英语不错了，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燕子自己的英文不好，早年为了应试而拼命背单词的经历记忆犹新，所以她希望孩子能够少遭点罪，多学点东西。清迈国际学校的英文教学环境和相对高的性价比，正好满足了这位母亲教育上的需求。

“出来了才发现，如果小学再回去，那这几年就白费了。不管金钱也好，精力也好。英语没有这个环境，很快就会忘记。”燕子对比了清迈和昆明的房价。昆明的房价从去年一月份开始涨，涨到现在的一万五到两万一平方米，将近翻了一番。而清迈精装修公寓始终维持在一万左右的水平。

“清迈不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土豆爸爸郭明认为，当地的物价水平和消费能力不足以支撑中国人在当地赚钱。郭明原本在北京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爱人是央视的纪录片导演。粗略估计，在清迈，一家人的支出比在北京时减少了10余万，但同时，家庭年收入比原来减少了50%以上。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郭明将北京的房子租了出去，用房租补贴在清迈生活。

燕子有时会调侃自己，“来这边上学的，估计我是最穷的。”刚刚从昆明学区房房价的带来的绝望中获得片刻喘息，燕子马上就要为哼哼的学费发愁。母子二人长期待在清迈，燕子的陪读签证无法在当地工作， “我会催着老公赚钱，哪个项目回款了，他会告诉我，我就知道明年的学费有着落了。至于后年怎么样，明年再说。”

即便是声称“没有人比我赚钱更容易”的家长，在清迈也面临着资产保值方面的焦虑。于欣是演艺公司的老板 。几年前，他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这几年身处异国，汇率的波动让他们对财富的流失特别敏感，“我们刚来的时候汇率5.5，现在都4.6了，多少钱就这么蒸发掉了？”虽然陪读的同时在清迈花200多万购置了房产，但他们并不认为清迈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地点，“自住还可以。”

“你们不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是土豆爸爸郭明在被他人“羡慕”时，偶尔流露出的无奈。出国陪读，意味着短则两三年，长则七八年的异国生活，意味着几乎完全放弃了在国内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源和人脉。为了孩子的教育，家长们相信——“当你得到了最重要的东西，你失去的都会变为可接受的。”

巨大的沉没成本给大部分在清迈陪读的中国家庭带来了此起彼伏的焦虑感。燕子拿着从昆明买来的字母卡片，“A、B、C、D，哪个是B？这个？这个？”哼哼答不上来。“怎么连字母B都不认得。”燕子不由得担心孩子在学校到底学没学到东西。

同样对孩子在清迈国际学校学到了什么产生过疑问的，还有张佳，“邻居家的小孩英文口语很好，他爸爸问他‘蛋糕’怎么说？孩子竟然不知道。”诧异之下，家长们兀自寻求着合理的解释。张佳认为对年幼的孩子而言，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非表演的技能。“小孩是不会翻译的。”张佳说。“如果他不知道月饼是什么，怎么说？怎么会回家向我描述这一切呢？”

离开北京之前，张佳是一名标准的职业女性，在公关行业打拼了十多年，从大公司的部门总监，做到了小公司的副总。如今她俨然把培养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一份新的事业。在国内时，张佳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其他，她感到孩子什么都没有学。到了清迈，张佳为孩子制定了加强补习计划。每周孩子都需要补习英语，她还为孩子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体育训练——出于未来社交需求而学的足球以及高尔夫。

这种焦虑感在一些年迈的父母或祖辈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家长之间传递着类似的故事。

一对年过花甲的夫妇带着十岁的孩子在清迈留学。学校带孩子去曼谷看NBA球赛之前，夫妇俩做了充分的彩排，把可能涉及到的英文情景对话全部记下教给孩子。即便这样，依然不放心，最终二人定了同一班飞机，飞到孩子居住的酒店旁边开了一个房间，以防万一。

还有一位姥姥带着外孙女在清迈陪读，用家长的话说，抓学业，抓得比妈妈们还要紧。家长们觉得，这位姥姥是很要强的人，她不想让人觉得姥姥带的孩子比家长带的学习差，“有时候我们报了什么补习班，她也要给孙女报，她特别在意这些。”

白色的灯光下，玛塔塔轻攥着的手缓缓舒展开，倏地一下，一只纽扣大小的青蛙从他的手掌里弹了出来，消失在异国的夜色中。这是玛塔塔在清迈陪伴妻女的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天不亮，妻女尚在熟睡中，他就要背起长筒型的行李包，奔赴机场，辗转一天回到北京。

分离和重逢，是大多数清迈留学家庭习以为常的事情。根据清迈最大留学信息交流群统计，至少90%以上的中国陪读家庭是“单亲家庭”——母亲在清迈陪读，父亲在国内赚钱。每个家庭团圆的周期不尽相同，但聚少离多是不变的常态。候鸟般的父亲们自嘲变成了“月父”和“季父”。

“大伦，爸爸给你赚钱啦。你看这些以后都是你的。”孩子吃晚饭的时候，于欣兴奋地在视频里说话，而孩子却只是低头玩ipad上的游戏，并不吭声。

游戏里，大伦每天都在旅行，还给自己搭了一个促狭而漆黑的家 。因为工作繁忙，大伦和父亲见面的次数并不多，最长的一次分离长达四个月。

“孩子其实很想父亲，因为太想了，反而会逃避。”大伦的妈妈张佳说，每当于欣打来电话时，孩子总会挂掉。于欣有时会特别注意自己在孩子面前的表现，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他们之间已经不知道互相怎么相处了。”

前不久的一件小事印证了这份担心。 一天早晨，于欣对着刚刚起床的儿子堆起满脸笑容，宠溺地大喊：“大伦，你起来啦！”让他意料之外的是，六岁的大伦把脸背向一侧，严肃地对妈妈说，“我知道爸爸很喜欢我，但他能不能不要喜欢我喜欢疯了。他就像一个宝宝一样，多幼稚啊。”

张佳忽然意识到，于欣已经不知不觉地错过了孩子成长中的某些阶段了。因此，每当回国的时候，张佳会刻意让于欣单独带孩子，但往往收效甚微。

在土豆爸爸郭明看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选择以分居的方式带孩子出来留学，充满了隐患，“好多二十八九岁，三十岁的家长从此分开，肯定是不好的。”郭明说。

每个家庭都很难完全消化长期两地分居、父亲角色缺失带来的影响。

得知爸爸要来清迈的时候，开心就抑制不住地期待。因为每次爸爸来的时候，会带来所有开心早早在淘宝上选好，放在他购物车里的玩具。妈妈王伊琳打趣儿子，“到底是想爸爸还是想玩具？”开心脱口而出“想玩具”，想了想，又改口说“想爸爸”。

为了降低母子在清迈生活的难度，开心爸爸将一名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员工派驻清迈，身兼管家、司机、厨师 。而从开心六个月大时，孩子的表舅就一直守在孩子身边照顾。

在这个临时组建的家庭中，男性角色从未缺失。分居生活看起来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大的改变，只是偶尔在视频时， “开心会要求他爸爸展示自己在哪里，跟谁在一起等等，会让人觉得是妈妈查岗 。”

燕子的做法就更加“精神胜利法”了一些。她会安慰自己，有的家庭尽管在国内，但孩子的爸爸守着工地，常常三个月才回家一次。相比起来，自家的情况显然要好得多，“当然不能和朝九晚五天天在一起的比了”。

但精神安慰不等于问题不存在。听闻一些长期分居的家庭出现沟通障碍，燕子隐隐感到担忧。但她总是安慰自己，“不过没关系，再过两年他爸爸就可以办养老签证过来长居了 。”

在国内的时候，身边的中国家长们口耳相传一个善意的提醒：四年级之前，能让孩子玩就尽量玩吧，四年级之后就别想了。因为四年级一到，就要面临“小升初”考名校的压力。

这样的提醒在紧绷着弦的家长眼里，永远只是美好的谎言和安慰。孩子们之间的竞争、家庭实力的比拼，早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Lily（化名）的大女儿乖乖在到清迈之前刚好念完了四年级。就读深圳公立学校的四年里，无论是Lily还是女儿乖乖都快被折磨疯了。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卷子和抄不完的课文，“你明明知道这件事对她的将来不一定有用，但还是要认真完成。完成不了老师就会在群里点名，你自己的面子受不了，孩子的自尊心也受不了。”

越是有追求的家长，越像被教育压力驯服的牵线木偶。

Lily给乖乖报了补习班，每次三个小时，孩子在前面听，家长在后面听。回家还要辅导写作业，超出教材范围的海量习题压得Lily透不过气。从周一到周日的每一天，除了补习班外，乖乖还有不同类型的兴趣班。“很多人理解不了，他们说你还有时间去打网球？我说，不仅如此，我们每天还要练钢琴呢。”Lily在描述曾经的生活时，总是不自觉地带入夸张的表达方式，仿佛是一种宣泄，用这种方式宣布与过去的决裂。

小儿子Kevin（化名）的出生让Lily的教育更加变本加厉。从不到一岁开始，Kevin就开始接受各大早教班的课程，“艺术课上了220节，音乐课上了96节，右脑开发课程也上了194节，除此之外还有游泳课等等。”

Lily对这些早教课程了然于胸，“艺术课不单是绘画，而是让孩子在艺术敏感期接触不同材质的物体，玩水、玩泡泡、玩黏土、玩颜料，在胳膊上画画。右脑开发让小孩对数学很敏感，学习兴趣浓厚。学习以外，还有情商性格的培养，Kevin上幼儿园一次都没有哭，其他人哭的时候还会去安慰。”运动方面，Kevin一岁以后的运动课上，“翻跟斗、平衡木、单双杠、吊环”一个都没少，三岁以后又报了一家更加专业的运动培训机构。

三年来，仅Kevin的早教课程，投入就超过了20万。Lily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买来各种兴趣班补习课，塞满了孩子们的童年。

回想从前，Lily不惜用“变态”和“畸形”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自己在深圳时的育儿方式。但Lily诚实又无奈地说，“反思归反思，如果我现在回去，依然会是那个样子，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移民美国，是Lily一家的首选。政策的变化却使得计划搁浅。这时她突然想起2014年一个开客栈的朋友提起清迈留学的事情。作为一个内心向往田园生活的人，这个权宜之计让Lily下决心尝试。

今年四月份， Lily的一双儿女入读了在清迈的国际学校。清迈悠闲的环境和教育氛围让大人和孩子都多少放松了下来。音乐课上，乖乖一个人坐在钢琴前，并不流畅地弹奏久石让的《Summer》，而其他学生则安静地坐在各自的电子琴边，带着耳机默默练着基础指法。“老师特地找到我们，说你们的孩子弹得非常好。”这让习惯了国内钢琴老师黑脸的Lily受宠若惊。

浸泡在安逸自然的教育环境里，Lily的心态和孩子们的童年似乎都得到了拯救。

下午三点半的秋日阳光，洒在泰北小城清迈的校园里，时间变得缓慢，等待变得悠长。放学时间，孩子和家长大多达成了某种默契，例如，“如果没找到，就在图书馆碰面。”或者，“他还要跟小朋友再玩一会儿沙子，那我就去买杯咖啡。”

无论是幼儿园还是高中，没有人为了抓紧时间完成作业而匆忙离开，也没有人赶场奔赴下一个补习或兴趣班。轻松的氛围之下，徐徐铺展开来的，是另一幅教育图景。

泰国的国际学校能被中国家长所青睐，与其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好的公立学校招生数量有限，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泰国家长会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读书。” 泰国新加坡国际学校（SISB）的CEO Kelvin Koh说。2018年，泰国登记在册的国际学校共185所。这些国际学校沿用美制、英制等课程体系，请欧美国家的教师用英文授课，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

一位来考察的家长表示，“趁孩子年纪小，在泰国上两年小学就会转去别的国家，反正是通用课程，就当一边旅游一边读书了。”

在泰国，选择在曼谷和清迈留学的中国家庭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曼谷的中国学生大多因父母就业的缘故随迁当地入学，清迈则存在相当多陪低龄孩子留学而负笈至此的家庭。

“为什么会有中国家长专门带孩子来清迈读书？”当初，这是一个连清迈国际学校都颇为费解的话题。四年前， SISB的校董会未曾料到，他们在清迈的分校会迎来占学校总学生数1/5比例的中国小留学生。随之而来的，是为了陪读而迁徙到清迈的中国家长们。

“潮流是会变的。” Kelvin Koh持观望态度，“不知道他们（中国家长）需要的是什么。今天来清迈，明天可能就会去普吉岛，或许过两年就没有了。毕竟是将来的事情，需要时间来验证。但目前，我们确实针对中国学生加大了人力物力投入。”几年前，清迈部分国际学校就曾发生过大规模韩国低龄留学生涌入和退潮的现象。

清迈能够出现在中国家长的视野中，与其繁荣的旅游产业有关。而能够让很多家长“冲动”做出决定，则与简单易行的政策密不可分。

比起教育资源集中的国内一二线城市，入学泰国流程更加简便易行。通常而言， 学生只需通过学校的面试，便能够获得留学签证。许多家庭原本只是到清迈旅游，顺便看了学校，孩子面试学校通过后，就直接把旅游签转为留学签，回国后家长再办理读签证（一名学生可以办理一位家长的陪读签证）。留学签证和陪读签证都可以直接在当地续签。

除了“冲动”之外，也有深思熟虑。相比曼谷而言，清迈的原野、自然，缓慢舒适的生活节奏，宜人的气候和较低的生活成本则更具有吸引力。

“清迈特别适合小小孩们学习，也让妈妈们有一个过渡。无论以后是去欧美还是其他地区，可以利用这几年把英语学好。”陪读妈妈王伊琳说。清迈聚集了相当多云南人，从昆明飞过来只要一个半小时，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来说，距离优势让清迈变成了一个绝佳的缓冲区。“家里发生什么事，都能及时赶回去。”

一定程度上，泰国让留学的门槛大大降低。留学不再仅仅是有钱人家的选择，也不仅仅是属于学霸的独木桥。

对于许多中产甚至工薪家庭而言，泰国提供了一种高性价比、更有弹性的选择。泰国整体消费水平都远在中国一线城市之下。这让许多有经济压力的家庭看到了一线曙光。在清迈，家长们无须再负担围绕有限的教育资源衍生出的一系列开销——学区房、择校费、私立学校高昂的学费。即使是资本有限的家庭，也能为子女提供较为优质的教育。

实际上，其他诱因也可能会成为促使家长冒险的催化剂，例如长久以来的雾霾问题、时而爆发的幼儿园虐童事件、食品安全、疫苗安全……清迈让很多原本被现实状况困扰得焦头烂额的家庭蠢蠢欲动。

国际教育究竟给孩子带来了什么？家长应该把期待值放在哪里？谈到这个话题时，土豆的父母会有一丝遗憾。

“实用主义的教育导致我们把教育的天花板定的很低。”在土豆妈妈方鸿看来，很少有家长具备终身学习的习惯。“一个朋友跑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所学校升到藤校（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的情况。我一听头都大了。”

她认为父母的教育必须要跟得上孩子的教育，不然就是在拖孩子的后腿，“学校在把孩子往普世价值、国际化方面带，家长却往相反的方向拉。孩子到一定年龄后，两代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实际上就是父母没跟上。”

几乎所有在清迈留学的家长都认识土豆爸爸郭明。他的名言“没有最好的学校，只有最适合你的孩子的学校”，也在留学家长群中获得广泛认可。

长久以来，郭明对国内的教育体制和人文环境都存有质疑。“孩子在学校受到严重身体伤害的情况下，校长会劝解家长说’都是男孩子，有些东西是该经历的。’”与此同时，教师对学生的体罚、 为了应试而采取的极端行为，都让郭明感到失望。

作为中国家长的文化大使，郭明参与翻译了一份某所清迈学校的“儿童保护协议”，其中对教职工、学生和家长的行为都有相应的规范。这种人文关怀渗透在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注重孩子成为良性的社会的一份子，不仅希望你去关注别人，还会强调是否在别人寻求帮助之前，主动帮助他人，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土豆就读的国际学校里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写有学校的办学理念，“知识不仅使我们视野更为开阔，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更加善良、更有爱心。否则，获取知识的人或许善于思考，但一定不是一个具足优秀观念的人。”

郭明在2017年11月建立了泰国留学生活咨询群，人数迅速扩张到了900人，从原来的一个群分裂为多个，讨论范畴不仅限于清迈的留学信息，还包括曼谷、芭提雅、普吉岛等地。

如今，在清迈设立的“国际学校”共有15所，并非所有都能称得上国际学校，一些只是双语幼儿园。学费也在几万到十几万不等，每个学校的学费每年都在以5%左右的比例上涨。有些家长认为收费低廉，门槛较低的学校是把教育当成生意在做，同时也有一部分家庭因为“名校”严格控制外籍学生比例难以入学而感到头疼。

在家长们的线下聚会上，一些家长对记者的到来感到担忧，担心宣传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涌入泰国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大量留学家长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乱了泰国国际学校的教育节奏。

一所当地国际学校的行政人员Cherry特别强调本校所有老师均为英语母语国家出生长大的英美人士，拥有美国加州地区认可的教育资质。“从前在曼谷，有一名非常优秀的中美混血老师，她在美国出生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遭到了中国家长的集体罢免，就因为她长了一张中国脸。”出身于法国、意大利等非英语母语国家的老师也难有容身之地，“家长们希望孩子能拥有纯正的英文发音。”两名体育老师是泰国人，Cherry说他们是退役的国家运动员，而且都娶了外国太太。

对此，郭明只用四个字表达自己的态度——“挽救孩子”。他认为所有能走这条路的孩子都是幸运的。

选择在泰国留学并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每年六月底，留学妈妈群里就会变得无比热闹起来——离开的妈妈们纷纷转卖带不走的玩具和生活用品。她们有的选择回国，有的选择去往其他的国家。实际上，每天都不断有人进来，也不断有人离开。

最好的教育究竟在哪里，没有人能给出最完满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