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通傅士卓先生就中国的反腐败和执政思路问题接受了凤凰网独家专访。他认为，中国的反腐败应该听取民间的声音，要考虑反腐败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他建议中国依靠法治和民主而不是集权来推进第二次改革开放。
凤凰网：习近平上台以后相比毛邓时代中国有什么变化？
傅士卓：习近平跟毛和邓有不同的执政任务，毛泽东主要是革命完成后的建国任务，比如四化建设、文化发展，但是却弄出了文化大革命，到了邓时代，他颠覆了毛时代的政治纲领，推进改革开放，但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停顿的迹象，没有力量进一步推进，所以习近平上台后，大家都称这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有了新的动力，但是中国有太多的问题，比如党内的分化，这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相对之前的领导人，习近平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凤凰网：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反腐败？
傅士卓：中国很多腐败干部落马，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这是一个运动，如果没有一个机制，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减少腐败呢？一年，两年，三年？说不定这次运动一下子过去了，腐败会卷土重来，所以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反腐败的机制建设，要考虑反腐败的善后。
比如发挥党内民主，中国对治党有很多不错的规定，可惜还需要实施。比如阳光法案，党员干部的财产要公开，透明是最重要的。还有中国要扩大跟国际反腐的合作，我想中国贪官在美国是可以被引渡回来的，财产也可以收回来。
中国反腐败运动中的每一个案件，必须要公开地在法庭上审判，这样老百姓就可以明明白白地接受，这样反对势力反弹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也不用怕了。美国的制度是非常聪明的，所以腐败的情况就比较少。我觉得中国可以参考。
凤凰网：反腐败运动的同时，四中全会也强调了依法治国，提出了依宪治国。
傅士卓：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这个题目非常合适，中国非常缺乏法治的传统。现在中国的利益分化严重，越来越需要法律的协调。但中国现在提出来的依宪治国，跟美国有很大不同，在美国宪法比任何法律都要高，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这次四中全会，强调了党是在法律之上的。
凤凰网：我们也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增强政府反腐败和改革的力量。
傅士卓：国家治理能力不仅是政府的能力，老百姓和企业的能力也要提高，要不然就缺乏一个基础。实际上中国在2003年就提出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了，口号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让老百姓参与，没有民主的参与，我觉得中国要达到目标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中共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我建议中共多组织老百姓参加恳谈会，先倾听人民的声音。
凤凰网：但是西方和中国都有很多人对民主的意义持批判态度。
傅士卓：西方思想界有很多对民主的批评，但是没有人说要推翻民主，正如丘吉尔说的，“民主是最坏的制度，除了那些被验证过的制度之外。”民主确实有很多漏洞，人类社会本来就有很多漏洞，它不是完美的，比如我们国家的国会。大家有很多分歧，那么分歧怎么解决？我想还是要靠民主这条路。中国的办法更高明吗？比如通过集权来达到政治目的，通过集权反腐败，我是不这样认为的。
权力过于集中，当然会引起腐败。中国目前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高层，他们掌控着整个中国，我觉得很遗憾，我认为改革的动力应该主要来自民间，但是我基本上没有看到。
凤凰网：有人说，今年官方高度评价儒学，是为了凝聚人心推进反腐和改革，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你怎么看？
傅士卓：中国一直在演变，中国五四运动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在党的路线突然又强调传统文化，强调孔子和孟子的思想。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但是吸收全世界的其他文化有什么不好？中国近代最有活力的时期不就是在引进西方的思想吗？比如陈独秀提出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不是最有影响力的么？
我觉得你们年轻人要有世界的眼光。你们可以爱国，但要小心民族主义。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是不一样的，爱国思想就是热爱自己国家和它的文化，对杰出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民族主义思想却是看不起别人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不健康的，有危险性。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波士顿大学跨学科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国改革的困境》、《当代中国的上层政治》等多部研究中国问题的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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