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谷牧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邓小平同志说:“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1984年，谷牧在深圳考察时看望工地上的建设者。(左四为谷牧)

继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78年底到1988年初近10年中，我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分管对外开放工作。这里把研究决策和组织实施的过程，根据个人回忆作些整理归纳。

决策前的酝酿讨论

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组织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经历了一段酝酿讨论的过程。

在举国同庆粉碎“四人帮”的锣鼓声中，我们这些在中央工作、长期与“四人帮”对着干的老同志，一方面感到“庆父”已除，国家将兴，心情十分舒畅；另一方面又感到经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是千疮百孔，重整河山，任务艰巨。1977年集中力量清查“四人帮”的帮派势力，调整和加强各部门与各地区的领导班子，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到1978年初，这些工作大体告一段落，经济工作逐步摆上了更重要的日程。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我带团去西欧考察访问。

我们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成员中有钱正英（水电部部长）、彭敏（国家建委副主任）、张根生（农林部副部长）、叶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还有六位司局级干部。出发之前，小平同志专门找我谈话，要我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我们先后访问了法国（巴黎、里昂、马赛等）、联邦德国（波恩、鲁尔、汉堡、巴伐利亚等）、瑞士（日内瓦、伯尔尼、巴塞尔、苏黎世等）、丹麦（哥本哈根、奥尔堡等）、比利时（布鲁塞尔、安特卫普等）。会见了众多的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广泛介绍我国粉碎“四人帮”后的新形势和我们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所到之处重点考察:（1）这些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2）五六十年代其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3）他们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为此，除了会谈以外，安排了较多时间参观工厂、农场、城市建设、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居民点等。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紧紧张张。我想，国家花了外汇，我们应当尽量多看些，多学些。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我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一道作了多次讨论，归纳起来有三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通信手段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现代化水平很高。我在法国看到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也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第二，西欧这些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有个强大的中国，加上强大的欧洲，稳定世界局势就好办得多。我国粉碎“四人帮”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他们增强信心，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我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都会见我们，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见了。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我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见时，他开始就说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到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我是从丹麦去联邦德国的，代首相（首相访美去了）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一下小国。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第三，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卖方信贷（即延期付款）、买方信贷（我们买东西时贷款付账，以后还贷）和补偿贸易（我们用外方提供的设备、技术组织生产，用产品补偿），总之叫做今天先拿货，明后天再给钱。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们外汇支付能力的困难。还有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报告提出:以上三个方面是对这次出访感受的概括。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报告，送呈党中央、国务院。最近我的秘书找出了这份文件。报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批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干部在初次访问欧洲发达国家时的真实观感，以及出于强烈的责任心，而给中央提出的一系列（虽然尚不成熟的）重要建议，这些想法后来大多不断被完善、逐渐被采纳，并体现在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体现在我国不断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中。

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加深了对欧洲五国的认识，同时也联系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想了一些问题。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伟大的。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能不能在二三十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次看了五国的情况，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在报告于6月22日送呈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时，我同时建议在近日安排听一次汇报。

约在1978年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了我的详细汇报。叶帅、聂帅、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同志都到了，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主持汇报会。记得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1980年5月与华国锋、李先念同志在一起到会的领导同志都作了讲话或插话，强调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主要立足国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此要扩大出口，增加收汇，还要抓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增长，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当年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干将谈得非常率直。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