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职家庭的二孩故事

2016年6月的一个早晨,颜丽的第二个孩子发出了来临人世的第一个消息——出现在早孕试纸上的两条红色色带。怀孕的消息只在家庭成员内部公布,她低调地度过了三个月,直到肚子隆起。

这位38岁的母亲已经等待太久了。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她终于可以合法养育第二个孩子。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封公开信被视为独生子女政策的起点。这项政策影响了包括颜丽在内的三代中国人,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2012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出现了数十年来的首度下跌。世界银行在2015年发布报告称,到204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减少逾10%。“未富先老”的困局迫使中国废弃了实施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到2016年10月,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一年。按照官方数据,人口增长情况基本符合预期。在10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第四次人口与发展座谈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透露,2016年上半年全国出生人口831万人,同比增长6.9%;二孩出生比重为44.6%,与2015年相比,上升了6.7个百分点。

颜丽的孩子将在2017年出生,与她的大儿子同一个属相,都属鸡。

埋在山里

有第一个孩子之前,颜丽对新生命没有那么热衷。那时跟着丈夫来北京,什么都才刚起步;每天从郊区去城里上班,六点多就得出门。早孕反应,工作压力,让这对年轻夫妻苦不堪言。她甚至把那段时间称为“人生低谷”。2005年,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他牵扯了这个年轻母亲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让她心动的是一个瞬间——她抱着他,孩子在睡梦中笑了一下。她仔细观察怀中的婴儿,每一根手指,每一片指甲,都和她的一模一样。她说那时,自己切实感受到了生命的延续。

生活就这么平淡无波地过着,直到2013年,颜丽35岁了。在医学上,35岁以上的女人怀孕都属于“高龄产妇”,生育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她觉得这辈子不能这么算了,她太想再要一个孩子了。

在那一年,中国的父母们察觉到了政策松动的气息。一家香港媒体发出了《内地将准生两孩》的报道,称计划生育政策将在2015年前改变。1980年公开信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30年之约”已经过去三年,民间呼声渐高。

但当年的两会上,官方仍旧没有透露口风。时任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王峰在回答记者问时说:“第一,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人口和资源相互之间的压力依然是存在的,我们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会变。第二,我们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制度不变。第三,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制不变。”

颜丽顺利怀孕了,但她不能留下这个孩子。颜丽的丈夫是公职人员,在当时的政策状况下,生下孩子的代价是开除公职。无奈之下,她放弃了这个孩子。

她把这个未成形的孩子从医院带出来,埋在了京郊千灵山的山顶,一棵树下,朝向一尊金色的大佛。小坟墓上盖了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还摆了几束野花。儿子哭得很厉害,因为“妹妹没了”。

2个月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出台后,效果却不尽人意:2015年出生人口总数不增反降,为1655万人,比上年减少32万人。此前,各方预估数据皆为1700万至1800万。

颜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做计生工作。每次有人来办事,她都热情地介绍政策,告诉他们可以再生一个。

第二个

颜丽又等了两年。2015年10月,“独生子女政策”终于走入历史,这影响到了包括颜丽夫妻在内的9000万育龄夫妇。2016年两会上,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称,他们预估“全面二孩”政策将会带来每年250万的新增婴儿。和新生婴儿一起到来的,是更多的需求。五座私家车的空间,对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似乎小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让四口之家的日常显得拥挤;如果是双职工家庭,不借助月嫂或者长辈的帮忙,照顾两个孩子很像是个“不可能任务”。 

然而无论随之而来的问题有多少,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 对“非独”70后、80后而言,是个好消息。

2016年2月底,颜丽一家又去了千灵山,要把孩子“接回家”。儿子说,他看见妹妹跟着回来了,这给了颜丽莫大的信心。她再次备孕,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孩子到来。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3月,没有成功;4月,没有成功;5月,仍旧没有成功。她开始怀疑自己不再年轻的身体,在经历过两次流产之后,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孕育生命的最后机会。

6月的好消息让这个母亲开心了一阵,随后开始忧心忡忡,她选择低调掩饰怀孕的消息,生怕大张旗鼓会惊扰到孩子在子宫里的生长。

除了女主人高高隆起的肚子,你只能在客厅堆积的母婴用品得知孩子将至的消息。颜丽不打算请月嫂,也不准备寻求母亲的帮助,有了生育第一个孩子的经验和丈夫的帮助,她觉得自己可以撑过这个时期。大儿子也表示可以帮忙。在寒假作业的作文里,这个11岁的男孩写道,他想要一个妹妹,他会给妹妹清理便便,教她看书做题,带她玩,但他以前没有照顾过小朋友,“有点小小的恐惧”。

颜丽有个弟弟,出生于1979年,赶在了一胎政策出台前最后一年。她和弟弟一起玩耍,一起长大,她对第二个孩子的执着,或许就来源于此。“你打算给他(孩子)什么?不管是车、房子、财产,这些都是人可以创造的,都是钱能买到的东西,但只有兄弟手足是他自己创造不了的。”在老二出生前,这种陪伴的欢乐就已经开始了。有时,大儿子会隔着肚皮跟未来的手足玩石头、剪刀、布,“他说弟弟妹妹肯定在肚子里面捏拳头呢,只要出布就能赢,他还赢得特别高兴。”

“以前我没有觉得好像生活这么激动人心,每一天都是挺高兴的,满怀期待。我报了一些学习班,正好这个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我的孩子也快出生了。”颜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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