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宣布，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1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称：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该修正案在2016年1月1日施行。
据测算，全面放开二胎后，新生儿的出生峰值可能会在2017年到来，乐观测算，新增人口峰值不会超过800万。“这也许是一项迟了十几年的改革措施，而且暂时也还没走到完全放开生育的那一步，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继‘单独二孩’之后的又一大进步。”当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之后，携程创始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系研究教授梁建章便在接受采访时肯定了这一举措。但他也指出，这一政策纵使可喜可贺，但远远不够。
从1980年“一胎化”开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35年。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者郭志刚的研究显示，从1995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处在不足1.5的低水平。梁建章也表示，根据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18的低水平，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东亚邻国。“如果不能改变这种趋势，那么倒金字塔形状的人口结构，将会成为中国经济难以摆脱的沉重负担，甚至形成一系列恶性循环的后果……有可能导致政府将主要的财政税收负担都强加在数量有限的年轻人身上，而在不堪重负的背景下，年轻人也就很难具备创新创业的条件，导致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有限，反过来又迫使政府只能提高税率、加强征收，进一步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
全面开放二孩究竟能否扭转生育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即使立即全面开放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面临三重下行压力：现代化进程、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计划生育对生育观念和模式的改变。”在自己的博客上，梁建章说。并且，这些压力在未来可预期的变化几乎是负面的。由于计划生育的长期一胎化，很多城市家庭已经把一个孩子当成了默认的生育状态，需要很强烈的理由才会选择生育二孩，“这种把生育数量的默认值设定为完全无法维持正常繁衍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并且这样的状态不仅在城市中出现，很多农村地区也向城市看齐。
梁建章看来，如今中国人口状况面临更大的困境是很多压低生育率的因素会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
首先养育成本太高，是很多人不敢多生的原因，而高养育成本背后的原因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又导致很多家庭不敢多生，反过来又导致了更低的生育率。
其次，大量年轻人到城市打工，农村孩子越来越少，很多农村学校被迫关闭，增加了农村孩子的上学困难，反过来抑制了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
除此之外，长期低生育率下，中国老龄化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经济心理负担不断加重。“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梁建章看来，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首先是避孕措施普及给低生育率提供了技术条件，二是现代社会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其三是女性就业普及和父母自身教育与工作技能的提升，增加了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并且生活的丰富和养老的社会化也降低了养育孩子的情感和现实收益。
这些因素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短期时间内都难以解决，“要打破各种抑制生育的恶性循环，必须从宏观层面和长远角度努力，但是，与限制生育相比，鼓励生育能够采取的有效措施极其有限。”梁建章在《中国低生育率已极难逆转》的博文中叙述。
既然，中国低生育率难以逆转，那么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积极意义何在？由于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家庭远多于符合单独二孩的家庭，因此“全面二孩政策对短期生育率的提升将大大超过单独二孩。”梁建章说。他判断，在2016年新生儿将会显著多于2015年，而生育高峰将出现在2017年。梁建章认为，中国之所以这么多年能够保持飞速发展，有利因素就是基于人口现状造就的巨大市场规模。
“这一政策会非常有利于打动各个产业。”梁建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根据中国社科院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父母把孩子带大到16岁的抚养总成本平均达到25万，每年的平均花费是1.6万。其中，婴幼儿、房地产、教育等产业都会受益。
“单独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只有1000万人左右，全面放开二孩的目标人群至少在1.2亿人以上。根据携程网发布的酒店大数据显示，“二孩同游”的现象日趋增多，这也让国内一些酒店开始新增2大2小入住、最多3张床的酒店。
然而，即使全面放开二孩，在梁建章看来，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全面放开生育之后新生婴儿的大幅反弹，“而是即使放开，年出生人数仍然呈现雪崩式坍塌。”因为在中国，从2014年到2024年，23岁到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下降到4116万，也就是说，即使10年内生育率提高50%，年出生人口的崩塌也难以避免。“很多人想生二孩但是不敢生”，在一次演讲中，梁建章说，他们做过很多调查，城市里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说自己想生二孩。但真正敢生二孩的人可能只有30%。“我们现在估计，即使完全放开，即使少部分生三胎、四胎，整个中国的平均生育率也只有1.5左右。”
基于此，梁建章一直在媒体上呼吁，能够尽早出台二孩的配套政策，让更多人敢生二孩。
“第一是高额补贴这些抚养的小孩。”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一措施行之有效，可以通过直接的经济补贴，或从社保或所得税里进行减免。
其次是提供育儿的便利。提供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尤其是在中大型城市，让父母们解决小孩的入学问题、入托问题和入幼问题。与此同时，应该按照北京、上海几千万人口的规模规划教育设施、交通设施，保障非婚小孩的合法权益。
基于对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分析和真正危机的认识，梁建章认为，尽管和单独二孩相比，全面二孩是巨大的进步，但仍然远远不够，应该尽快全面开放生育，并在出生人数再次下滑时，应该开始鼓励生育。
梁建章所持的观点是，很多现如今中国遇到的问题，例如环境、资源、交通、就业等，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引起的，“人口下降，并不会导致环境、资源、拥堵、就业的好转，如果人口下降导致经济发展不好，反而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梁建章看来，世界上最拥堵的城市，或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其实是一些中等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世界上最拥堵的第二座城市是巴西的圣保罗，污染最严重的也是这个城市，都是资源非常丰富、人口密度相对低但又比较穷的国家，陷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陷阱。”因此，只要中国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创新活力，则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至于创新创业，和年龄结构又有密切联系。人口结构越年轻的国家，他们的创业活力就越旺盛。
“就是全面二孩政策，也依然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一胎化的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梁建章认为，虽然全面二孩政策在短期内对人口形势的影响和全面放开并无差异，但却完整保留了计划生育体制。并且，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政府强力鼓励生育也不能阻止生育率的下滑。“我觉得二孩开放仅仅是个开始，不是一个人口政策转向的结束。”梁建章在一次演讲中说。梁建章在自己的博客中也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在出生人数再度下滑的时候，像所有低生育率国家一样，实施鼓励生育措施，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梁建章看来，不仅应该放开生育，并且这一措施应趁早实施。“生育行为和养育机制有极大的惯性，提前六七年开始鼓励生育，可以在基数还算庞大，但也快速萎缩的生育旺盛女性中，塑造可持续的生育观念和模式，并能够建立和维持健康的养育环境，再通过他们影响到后面的人群。如果错过这六七年，则适龄女性将大幅萎缩，将来再提升生育率更加无力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