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他也因此成为大家公认的学术大师。在这里，我不想谈先生的学术成就，因为他的许多成就不是我能够谈得了的。我要谈的是他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品德。常言道“文如其人”。对这句话，通常的理解是文章的风格与作者的性情相一致。但我还以为，其中也应当包括人格问题，即包括有道德、情操等因素。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自己的风格，其中也包含着他的人格魅力，反映出他的道德修养。

具体地说，我有三点体会。第一，求真与务实的作风。第二，考据与义理并重。第三，秉烛夜游的精神。下面分别来谈。

一、求真与务实的作风

先生追求真理，可以说是孜孜不倦。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态度就体现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学人一定要讲究学风，一定要讲究学术道德。在这方面，季先生有专门的论述:“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在国际上和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亦非少见。” 在读研究生时，记得先生在一次上课时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有学术道德，不能胡说。因为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搞自然科学研究不一样。自然科学往往很快就可以得到验证，比方说，我说这个东西有电，你说没有，那你就摸摸，结果被电一下。而搞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不能很快得到验证，这就给瞎说八道留有余地。这是1979年冬天的事，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就在那一次课上，先生还提到胡适先生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为这是做学问的至理名言。“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这个“假设”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如果没有“大胆假设”，就不可能标新立异，就不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就需要我们“求证”，而且必须“小心”，因为没有严谨细致的作风，就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后来，先生在文章中对此又进行过专门论述 。先生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使我们终身受用。此后，在读先生著作的时候，我经常细细体味先生的这些话，学习先生的治学态度。尤其是在读先生的一些论文时，我更深深地感到先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根据的事情决不轻易下结论，决不故弄玄虚。例如，先生曾经自谦地说过，他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 而这两篇文章曾得到过陈寅恪先生和胡适先生的肯定。胡适先生甚至在晚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还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的确，季先生为我们后进学子树立了榜样。当今，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可以说是降低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各种违背社会道德和公民良心的事情比比皆是、罄竹难书，而各种不法行为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犯罪率居高不下。官有官贪，民有民贼，几乎看不到哪里有一片净土。于是，在学人当中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违背良心和道德的现象:考试作弊屡禁不止，文章抄袭时有发生，至于胡编乱造，信口开河，更是家常便饭。看到这种情况，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不应当以先生为榜样，以改变现状，净化空气，革新学风吗？

二、考据与义理并重

季先生说过，清代学者做学问讲究考据、辞章和义理。在这个问题上，先生有不少论述，他自己也曾经经历了一个变化:先是重考据，到了晚年开始兼顾义理。他曾经这样说:“在三者中，我最不善义理，也最不喜欢义理。” “可是，也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到了晚年，‘老夫忽发少年狂’，我竟对义理产生了兴趣，发表了许多有关义理的怪论。个中因由，我自己也尚不能解释清楚。” 在读季先生的著作时，我有一点体会。先生重视考据，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先生认为，这是“做学问的必要步骤，必由之路。” 也就是说，这是做学问的基础，是基本功。如果基本功不好，就如同在沙滩上盖楼，经不起风吹雨打。季先生擅长考据，也是有道理的。考据虽说是基本功，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好的，先生所服膺的胡适、陈寅恪、汤用彤等前辈学术大师，无不功力深厚，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先生自己也是如此。只有这样，考据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宛如信手拈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步步有据，句句在理。不然考据二字就无从谈起。记得也是在一次课上，季先生特别谈到，在论证一个观点的时候要避免学术界忌讳的“孤证”。他认为，凭孤证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也不能令人信服，至少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证据，才能站住脚。这已经是学术常识。其实，考据是为观点服务的。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我决不会为考据而考据。在很多地方我都说过为考据辩护的话。原因就是，我认为考据是有用处的，写科学著作时必不可少的。” 读季先生的论文，的确有很多是属于考据性质的，如早期的《浮屠与佛》、《〈列子〉与佛典》，以及后来关于纸和造纸法、缫丝和养蚕法、中国瓷器向印度的传播，中印制糖技术的交流，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等等，都属于此列。从中可以看出，先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说明一个观点，解决一个问题才考据的。正因为如此，先生的这些文章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就像被推导出来的数学定理一样，被人们深信不疑，反复征引，至今不衰。季先生前期对于义理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并不反对谈义理，而是对那些陈词滥调的所谓义理深恶痛绝。并且，这是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想法和看法。我们都知道，在“文革”前后，极左思潮泛滥，伪马列、伪科学横行霸道，这正是先生所不齿的。后来，季先生也开始写文章谈义理，那是因为先生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他提出《中国通史》要重写，《中国文学史》要重写，等等。尤其是提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问题，即著名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都是有根据、有理由的。虽然也遭到一些质疑，但更多的学者是赞成和拥护的。

三、秉烛夜游的精神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不仅要学习季先生的治学态度，也要学习他的勤奋刻苦和不断学习的精神。季先生曾经发表过关于天才、勤奋和机遇的文章 。他认为所谓的“天才”可以理解为才能。而后天的勤奋是一个学者成功的主要原因。他说:“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我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我丝毫也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无论干哪一行，没有勤奋，一事无成。”从这里可以看出，季先生是承认天才（才能）的，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天才（才能），其发展终究会受到限制;他又很强调勤奋，认为没有勤奋则一事无成。至于先生自己，我们都知道，他是天才，而他的勤奋也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在小学、中学、大学，还是在留德的十年，他都是勤奋好学的。即使是到了晚年，当他80多岁的时候，还不避严寒酷暑每天到北大的图书馆去，一边看书学习一边从事研究，并且为自己制定了庞大的工作计划。应当说，勤奋刻苦是季先生能够长久保持学术青春的秘诀之一。而长久保持学术青春，也许又是先生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之一。季先生相信一句三千年前的古话，“满招损，谦受益”。他说:“我一生勤奋不辍，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但一遇到一个必须深入或更深入钻研的问题，就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有时候不得不临时抱佛脚。” 以先生这样的学问家，尚时常觉得知识不足，我们这些后辈学子，又有什么资格骄傲自满呢？又有什么理由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刚刚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满腹经纶了，学习了几句外国话，就号称精通几门外语了。看到季先生这样勤奋刻苦而又虚怀若谷，在九十多岁高龄时仍然读书写作，那些人不知是否会感到惭愧。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我们的不幸是遭遇了“文革”，错失了学习的大好机遇。我们又是幸运的，在改革之年又有了学习的机会。虽然是亡羊补牢，但我们如果能像先生那样勤奋刻苦，那样秉烛夜游，也会延长学术青春，也会做出一定成绩的。

总之，季羡林先生治学有成，成就非凡，他的学风学德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的，他的谆谆教诲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并时时遵行的。（作者:薛克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