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阳节到来前夕上海市长宁区发布了首个“幸福养老”指标体系，内容涵盖基本生活、医疗卫生、生活服务、社会参与、维权服务、工作网络等6大保障体系。发布“幸福养老”指标体系，这样的举措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可以让社会进一步了解老人生活状态、养老的服务体系等，从而进一步改进社会服务老人的工作；另一方面，“幸福养老”指标体系有助于在全社会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提高社会的文明和谐程度。

笔者也注意到，“幸福养老”指标体系所关注的主要在物质生活领域，忽视了精神领域里老人的需求，因此，应该将体系延伸至亲情等精神赡养的层面，则更趋科学合理。

长期以来，老人们的亲情赡养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去年，媒体关注的“有偿回家”事件带给我们更深的思考。而此之前，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位老人以无人赡养的名义起诉自己的儿子，要求他必须每周探望自己一次，对自己进行精神安抚。这两个事件告诉我们，老人更需要“亲情赡养”。

“亲情赡养”在更大意义上说是精神赡养。我国正迈向老龄化社会，面对几亿老年人，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经济上具备自我养老能力的老年人在逐步增多，物质赡养日趋富足，而精神赡养一直处于被冷落的境地。其实，步入黄昏的老人们，在物质方面所求不多，但精神方面的需求却是普遍和强烈的。尊老爱幼是社会的传统美德，老年人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他们的精神需求也应得到尊重。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包括3个方面，即自尊的需求、期待的需求和亲情的需求。而这种精神需求往往被人们视而不见。缺少精神寄托和情感交流，老年人常常在孤独、寂寞中忧郁成疾。因此社会及做子女的，要对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引起足够关注。

从构筑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讲，让每一个老年人安度晚年是社会的责任，更是每个家庭的责任。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同等重要。我们需要“亲情赡养”清晰起来，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道德的标准。因此，应对精神赡养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不但要从伦理道德上来约束，还要从法律层面上来规范，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比较积极的举措。比如北京立法要求，子女与父母同城居住的，两周之内必须看望老人一次。

同时，对于每个家庭成员来说，不能仅停留在对老人物质上的满足上，应当把更多的时间、关爱、亲情等精神赡养投向老人，让老人精神上得到亲情温馨便是儿女们最大的孝心。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社会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关注，也就是为现在的老年人、即将步入老年及以后走向老年的人开启了一个生命崭新的精彩，有利于提高整体国民的幸福指数，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幸福养老”的社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