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天下安“。今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对县委书记在中共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所处的关键作用给予高度肯定，指出县委书记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这表明，县委书记成为中共干部队伍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和关键地位的群体，成为未来干部选拔体系中最主要的后备军。凤凰网推出年终策划《县委书记》，聚焦该群体。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直言“对县一级职能、运转和县委书记的角色有亲身感悟”、“县委书记这个岗位很重要，官不大，责任不小、压力不小，这个官不好当”。
习近平曾于1983-1985年任正定县委书记。三十年前习近平是如何当好县委书记的？凤凰网主笔陈芳2015年年初的稿件《“老县委书记”习近平治理正定记》中可以找到答案，该文还独家披露了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时的内部讲话，今天读来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文/凤凰网主笔：陈芳（发自河北正定）
1月12日，“老县委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200余名学员畅谈交流“县委书记经”。座谈中，习近平回忆了30多年前自己在县委书记岗位上的经历、感悟、收获。1月底，凤凰网主笔再次前往正定（凤凰网曾于2012年9月赴正定采访，完成稿件《习近平在正定往事：含笑进取的改革者》），探寻“老县委书记”习近平治理正定时的经验与理念。
1982年3月下旬，正定县委四级领导会议上，来了一位年轻人，“外面穿着一件褪色儿军大衣，里面一身旧军装，脚穿黑布鞋，头戴鸭舌帽”。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的何玉向凤凰网追忆当时的情景。年轻人就是习近平，会上被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位列书记县长之后，分管文教卫生线，并协助县委书记抓党务工作。
29岁的习近平成为正定县委班子中最年轻的一员，又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来，县委大院的人开始用一种观察的眼光看他，“这么年轻就当副书记”、“体验生活”、“镀金来了”……各种议论随之而起。
不久，这位年轻的副书记便在吃穿住这样的细节中，改变了周围人猜测的目光。
彼时，正定县委大院还是一排砖瓦平房，冬天冷夏天潮热，习近平分到其中一小间平房。屋内陈设简单：一张办公桌，2个小文件柜，一张三尺宽的木板床，一条军被一张褥子，床底下塞着一个书箱，冬天多一个铁桶制成的煤炉。
何玉向凤凰网透露，习近平晒被子还曾闹出过笑话，“他1米8的大高个，被子很短，盖头不盖脚。再看褥子，五颜六色的‘补丁’数不过来。”这件事“惊动”了县委书记冯国强，让何玉从招待所给习近平借一床新被褥，“习近平说不用，自己有件军大衣，晚上一盖又是第二床被子，褥子上也不是补丁，是母亲用他们姐弟旧衣服亲手缝的，他很珍惜”。
县里的干部那时多在食堂排队打饭，习近平也不例外。夏天大家蹲在槐树底下吃饭，一阵风过来，碗里就是树叶和一层土，习近平还教大家“呼”一吹接着吃。当时的县委食堂，过午不候，习近平常因开会或下乡误了饭点，回来就只有凉馒头和两块腐乳。
在与县委书记座谈中，习近平提到“当县委书记时年轻想办好事，老熬夜，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干。因而差不多一个月得大病一场。”何玉印象中，习近平那时经常犯胃病。
在何玉看来，习近平的穿着更是朴素，常常就是半旧军装和蓝布褂。
何玉说，习近平知识渊博，吃饭时天南海北地聊，很快与大家打成一片，年轻人不觉得他是官。通过吃穿住这样的细节，周围人逐渐改变了对这位北京来的县委副书记的印象。
“习近平开展工作，不是一来就讲，而是先听，从调查研究入手”，何玉告诉凤凰网，习近平虽然年轻，但开展工作有他自己的思路。
习近平在与县委书记座谈时提到，“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
那时县里只有一辆吉普车，除非紧急工作，否则习近平不会用，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就去下乡了。
凤凰网主笔在正定找到了习近平任县委副书记和县委书记期间的系列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习近平曾多次强调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不能走马观花。
1982年，习近平任正定县委副书记时，曾推动创建干部联系社员户制度，全县870多名干部与4300多个联系户建立了联系。
1983年7月，习近平任县委书记。同年12月，县委下发42号文件，就改进领导工作作风制定“六项规定”，在反对官衙作风的规定中强调，“要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实现新的突破，县委常委都要在农村和厂矿学校建立若干联系户和联系点，每年要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984年3月，习近平在给四机关领导的一封信中，再次强调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要“脱身冗务，着眼于基层，着力于实际”、“要多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一番，多一些真情实况，长一些真知灼见”、“凡事务求贯彻到基层调查要一下到底，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寻求‘源头活水’”。
习近平调研，不允许弄虚作假。让何玉印象深刻的是1984年农历腊月24，习近平去北早现乡小客村召开座谈会，事先不通知公社和大队领导班子，而是站在村口，见一个招呼一个，就是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听到真实声音。
习近平在正定的一次经济会议讲话中曾说，要以“求实”精神，鼓实劲，干实事，看实效，真正把各项工作扎扎实实搞上去。他指出，“所谓‘求实’，一是要实事求是，二是要脚踏实地”。习近平强调，“一定要脚踏实地，狠抓落实”。“不论是改革工作还是经济工作，要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不能说了不做，言而无信。不能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更不能华而不实，弄虚作假”。
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无论在福建、浙江、上海，还是中央，习近平始终一以贯之。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说，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必须有。谈到自己当年在正定县的工作经历，习近平说，“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
1982年的正定，尚未摆脱以粮为纲的“左”的束缚，戴着“高产穷县”的帽子，全县53万亩土地，每年需上缴7600万斤粮食。正定农民顶着“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的帽子，偷偷去外地黑市购买口粮。习近平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很痛心，觉得不合理，要实事求是，便与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从地委到省里到国务院逐级反映这一问题。
第二年，国务院给正定减少了2800万斤征购指标，农民有了喘息的机会，逐渐走出单一生产的路子，开始种植棉花、蔬菜等多种作物。“这无异于一场农业的‘产业革命’，打破了上茬小麦、下茬玉米的单一种植模式。在过去想都不敢想，习近平一下子把大家的思想解放了。老百姓钱袋子鼓起来，对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也开始刮目相看”。何玉告诉凤凰网。
正定县的实际情况是人多地少，滹沱河与老磁河流经正定，有14万亩的河滩地，常年撂荒，被一些农民偷偷用来垦荒种粮，在习近平看来不但效益不高，还破坏了植被。习近平推动下放了这部分河滩地，以林还林，发展林果业，既富了农民又保护了生态。在何玉看来，在过去正定干部思维中，没有人能想到这么做。
为了让农民富裕起来，习近平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根据正定县区位条件，依托石家庄，确立了“半城郊型”经济结构。在滹沱河南岸五个乡搞试点，后来这五个乡成为正定最富裕的地方，如今划归石家庄市，当年的乡镇企业正朝着集团化方向发展。
发展经济，人才第一。而培养正定本地人才需要时间，习近平想到的是向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借智。为了吸引这些人，习近平亲自写信。何玉向凤凰网透露了信的内容，“我们处于基层，人才短缺，视野狭窄，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况且我本人才疏学浅，经验不足，时时感到力不从心。经过慎重考虑，求助于您，故而问之”。这样的信件发出了一百多封，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眼科专家张晓楼在内的55位各领域专家，被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打动，来到正定，成为顾问。
习近平在正定还大讲“知、举、用、待、育”的人才经，向全国发“招贤榜”，并根据正定发展需要，提出大力发展初中级职业教育。
当时的正定人思想转型非常之难，小富即安的思想根深蒂固，干部年龄偏大、思想老化、眼光短浅。习近平看到了这成为正定发展的一个阻力，派干部到周围先进县、南方发达地区学习，让干部亲自体会到变化，逐渐转变思想。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1983年12月，正式任县委书记不久，习近平在发展商品经济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看到广大农村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要继续放宽政策，搞活农村经济，使农民有更多的发展余地，这是时代的要求，党的要求，农民的希望”。他提出，必须克服“农业党委”的思想，树立“不抓农业不稳，不抓工业不富，不抓商业不活”的指导思想，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全面发展，开创农村工作新局面。
这篇讲话中，习近平还提出竞争意识。他说，“我们有些老同志习惯于‘纵’着比，回头看，数自己的脚印，沾沾自喜自己的变化。回头看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向自己的左右看，要‘横’着比，比比国内的先进水平，比比世界的先进水平”。他指出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形势下，不进则退，不要被时代淘汰，要有雄心壮志，使全县成为繁荣富庶的地方。
原新华社驻河北分社记者赵德润，1984年赴正定采访时与习近平有过接触。赵德润告诉凤凰网，那次采访习近平的开场白便是解放思想，“他说一个县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明、路数不清、精神不振，什么都干不成”。在赵德润看来，习近平善于从大处着眼，有长远规划。
在与县委书记的座谈会上，习近平说，越是责任重大的岗位，遇到的压力肯定会越大，这就叫有担当。党员干部主要就是看“肩膀”，看能不能负重，能不能“超负荷”。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却。
这种担当与“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早在正定时，习近平就曾身体力行。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以按手印的方式首创“大包干”，1982年1月1日，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首次正式确立包产到户责任制。习近平去正定时，河北省尚未启动，正定县老干部相当谨慎，认为省里没有文件不能搞。习近平看到这是今后农村发展的方向，偷偷派三个干部到安徽凤阳了解情况。回来后，白天调查了解农民的想法，晚上召集几个人放开讨论。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县委反复讨论研究，决定在经济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低、离县城较远的里双店乡做试点。一年后，该乡人均年收入由过去的200元增加到400元。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
在何玉看来，习近平虽然年轻，但看准的事敢于担当，“只要富民，老百姓欢迎的事情，领导应该担当，但当时那个担惊受怕啊……”
在发展商品经济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怕担风险，还没抬腿就怕摔跟头，那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干不成”；但他也强调“必须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注意在实践中摸索和把握商品生产的规律性，尊重规律，因势利导”。概括说就是，“敢”字当头，步子稳妥，尊重规律。
在全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正确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他指出，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创新事业，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缺乏经验，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对改革中出的问题，不必大惊小怪，而应该采取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他还提出，县委、县政府一定做大家的保护伞，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为勇于改革的同志做保护伞。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问题的，一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座谈会中，习近平强调，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习近平在正定抓经济工作的同时，并未放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
1983年8月，习近平在全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直指当时正定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不能适应新形势存在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有的单位的领导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保证作用认识不足，认为政治思想工作是软任务，经济建设是硬任务，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没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这篇讲话中，习近平还直指一些党员共产主义信念动摇、为人民服务思想淡薄、缺乏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坚持派性不搞团结、组织纪律涣散、革命意志衰退、违法乱纪思想腐化等问题。有些人认为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等问题具有社会性、普遍性，因此不以为然。习近平明确指出这些错误思想要克服。
习近平指出，“上述问题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他严重地腐蚀着党的肌体、破坏了党同群众的关系，影响着党的战斗力，损害着党的威信”。
“你在前面走，人家在背后戳脊梁骨，还谈什么以党风带民风呢？”因此，习近平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非下力气抓好不可。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党的原则，敢于抵制、纠正不良倾向和歪风邪气，遇事要敢抓、敢管、敢于碰硬，敢于负责。要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
同年12月，正定县委发布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其中提到要“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
1984年9月，习近平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尊老敬贤为政之德》。这篇文章中，习近平提出要学习老干部的坚强党性，学习老干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计名利、不怕牺牲的优秀品德，大力发扬老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与作风。
近日，中央党校对习近平担任县、地（市）、省（市）主要领导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组织力量进行集中学习研究。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追本溯源融会贯通》文章中指出，习近平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中的绝大多数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十八大以前的讲话和著述中都能找到原点，“总的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前后的讲话和著述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在实践基础、理论渊源、思想内涵、语言风格等方面具有内在的继承性和一致性，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整体”。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伯里在《从“综合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一文中，也提到，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之前的各个工作时期，对改革开放发表过的大量重要论述，不少内容与十八大以来系列讲话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高度契合。
这其中就包括习近平在正定任县委书记时的讲话及体现出的治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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