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县委书记形象不再“负面”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自古以来就是执政者关注的重点和难点，曾经担任过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历来也非常重视县域治理和县委书记的作用。

在今年年初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以及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习近平都曾就县委书记话题发表过重要讲话。“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县委书记的榜样。

不过现实中，很多县委书记和这样的形象相去甚远。派警察进京抓记者；敛财上亿被判死缓；被偷拍不雅视频；捧着“野鸡学历”候选全国百优县委书记；突击提拔调整100多名干部；将石膏山改名“仕高山”；女儿5年吃空饷10万元……诸多“县官”负面新闻的背后，除了情绪之外，还有社会公众对于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深刻焦虑。

不可否认，在全国两千多个县治中，“问题书记”当然是少数，“整个县委书记的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纠缠于“绝大多数”与“极个别”之间的人数对比，并不具有制度层面的意义与价值。具体到对民众情感的伤害、对基层治理的破坏，多少个“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也抵不上一个敛财上亿的坏书记。

可见，县委书记公众形象的改变，除了以铁腕强力惩治个别“害群之马”，将其剔除出去之外，关键仍在于如何有效约束权力运行，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这不仅关系到官员群体的形象，也是县域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亿万民众的民生福祉所在。

这是因为，其一，在当下国家治理结构中，县委书记“位不高而权重”，有着极大的独立性。在新的时代，尽管县委书记并不等同古时之知县，权力运行也会受到方方面面制约，但总体而言，这一职位“承上启下”的定位并无太大变化。一县之内，举凡发展方略、干部调整、利益分配乃至民众利益等等，县委书记均有权干预乃至主导。

以众所瞩目的调整干部来说，尽管有关规定明确了组织部门等各方的责任，但在现实中，县委书记才是主导升迁任免的幕后推手。据报道，安徽省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卖官敛财，当县委组织部将干部调整方案交其审阅时，陈居然说：“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于是他自己拿出一份长达5页纸、写有多达几百人名字的“名单”，交组织部门去“按程序”考核。

其二，为了维护“独立王国”的特殊利益，县委书记也会人为阻隔政策制度乃至法律的顺畅推行。而且，还动辄以“特殊性”要挟上级，以实现治下的地方利益。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严重侵害民众权益的恶劣事件，有的地方甚至酿成震惊全国的民变，其根源多在于基层治理的封闭与落后。不仅没有忠实落实中央精神，反而大搞钳制民意那一套，甚至以维稳之名，粗暴凌辱民众，当然行之不远。

现在不少论者在谈及县域治理时主张，应该给县委书记赋权，“高配”云云，这样的意见不免有些过于理想化。在一些县委书记抱怨“财权”等不足的同时，民众也能看到一些强势县委书记权力的失控。所以简单谈赋权无法应对基层政治的复杂性。县治还是要放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进一步明晰、调整县委书记的权责，而不能只是靠理念的说服。

打破“独立王国”，管住“一把手”，一方面，要依据法律和刚性的制度，约束县委书记的权力任性，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得逾越这条底线，地方再“特殊”也要服从整体和大局；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通过政府不断扩大信息公开，畅通监督举报渠道，让社会公众监督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是国家权力与民众之间的关键环节，一支高素质的县委书记队伍，不仅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中央和省市工作部署的重要节点，也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基础所在。让县委书记形象不再“负面”，既是这一群体的诉求，也是民众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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