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与下级的权衡

“贫困地区需要转移支付。你在向上级要钱，你把到哪儿吃饭都公布了，人家会怎么看你。”

无论当初基于什么初衷，将以前暗箱操作的东西曝光出来，总是值得肯定的。而形成关注后，当地就开始真正积极“试验”起来。

在白庙乡的财务公开迅速成为焦点后，3月19日，巴州区也召开“深入推进乡镇政务公开工作会议”，要求各乡镇、城区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以财务公开为重点，全面深入推进乡镇政务公开工作规范化。

王国旗一直担心这个“试验”遭遇到很大障碍。在阳光面对下级的时候，如何面对上级。“我们开始做这个事情，就并不是把它估计得一帆风顺，50%的可能都比较乐观。工作起来阻力和难度都比较大。”王国旗说。

“如果全国都这么搞了，就不存在问题。就恰恰是单独一个乡镇搞就麻烦，”王国旗说，“比如巴州区里不干，乡里也麻烦；区里干了，市里不干，区里也麻烦。如果全国都搞了，全国都形成这样的惯例，基层就不会有这些压力和负担。”

“我们的资源掌握在上级手里。” 王国旗坦陈遭遇到了体制障碍，“特别是贫困地区需要转移支付。你在向上级要钱，你把到哪儿吃饭都公布了，人家会怎么看你。”“现在我们的体制不好解决。比如说跑项目，他要你去跑，你跑的过程中就产生费用，跑不跑得成功还很难说。”

在经历过质疑和肯定之后，张映上对于开启的“试验”要乐观得多，“一个方面或许有些影响，而我们更从积极的方面看，我们这个地方能够一切财务公开，也可能上级部门组织更放心，把钱投入到我们这里更放心，对我们这里的投资更多一些。”

当然，公开之后遇到的不仅是上级的问题，还有下级的问题。从不公开走向公开，人们会颇多认可，但是到比较成熟的公开之后，民众积极参与进去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的时候，对于目前的费用就会提出质疑，对决策提出意见建议。

对已经走上“公开试验”荆棘路上的张映上则向记者介绍未来规划的改革路径，“我从预算到管账、到支出，都是采用公众参与的方式，有不满的由公众去做解释。由老百姓给老百姓解释，这个社会体系自求平衡。”

王国旗说:“公开的目的就是要让群众参与，如果不让群众参与就没有必要公开，政府的钱说到底是老百姓的钱，政府只是帮老百姓代管这部分钱，老百姓才是钱的主人，你如果用了老百姓的钱用到哪儿去了，你不给老百姓报告，那怎么行呢，包括钱该怎么用，都应该由老百姓说了算。”

事实上，四川省委党校准备在这里借鉴浙江温岭的经验开展的“参与式预算公开”。“温岭是发达的地方，有钱怎么花的问题，而我们没有钱，因此他们就想探索在不发达的地方能不能也搞参与式预算公开。”欧明清介绍说。

1月24日，白庙乡就通过村民代表票决出来三件事最为迫切解决的事情，即“中白路”硬化、农网改造、农村饮水问题。“参与式预算，这个公开不是公开本身，撬动的是一个制度一个体系的改革。”张映上说。

评论:为主人记账

“现在乡里一个公务员平均工资都两三千。更应该对共产党执政负起责任来了，拿的钱多了就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李秀中

早些年，两位高中同学成家后不久，他们开始用账本记录一个月的每项开支。支出不分大小，包括购买柴米油盐都记录在案。同学说，要看看每个月的钱都花在哪儿去了，哪些钱以后是可以省下来的。

第一次登录白庙乡政府网站，看到其公示的详细账单之后，我不由得联想起高中同学的那个账本。白庙乡的账本将多到一两千元的招待费，少到1.5元的购买信纸的支出都罗列出来，颇有些持家记账的意思。

采访中，巴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国旗说，政府的钱说到底是老百姓的钱，政府只是帮老百姓代管这部分钱，老百姓才是钱的主人，老百姓的钱用到哪儿去了，怎么能不给老百姓报告。张映上也说:“干部相当于账房先生，管账的都不让主人晓得钱如何花的怎么行？”

诚如斯言。如果以“账房先生”定义的话，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先生们都有义务定期向主人报告钱物流向，而且钱怎么花也应该由主人来决定。

其实，白庙乡公开其机关开支，就其初衷而言，是期望当地民众能够体认乡里一干人等没有乱花一分钱，更没有将公款贪为己有。在当下，这已经难能可贵，否则不会产生如此大影响。如果更进一步强化“账房先生”或者公仆的观念，还可以有更大的进取空间。

3月19日，巴州区要求各乡镇以财务公开为重点，全面深入推进乡镇政务公开工作规范化。巴州区区长张平阳说，从未来的走势看，无论是从执政党的执政需求出发，还是从行政管理的要求出发，财务公开是肯定的，不公开只是暂时的或是短期的。

他说，财务公开是推行“参与式财政预算改革”的需要。研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学者们认为:参与式财政预算改革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平台。当前，人民群众除了高度关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外，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乃至政府的决策权的关注度也在逐步扩大、逐步深化。

白庙乡在中国基层政权组织中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变革过程中，依然伴随着很多困难。比如其他乡镇就有人对张映上的这套做法表示反感，因为这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很多干部观念始终转不过来，认为这钱自己可以随意支配，并且还掺杂着很多个人利益。”王国旗说。

在采访中，张映上还这样向记者表示，现在公务员工资涨了，津补贴基本今年彻底到位了。现在乡里一个公务员平均工资都两三千。更应该对共产党执政负起责任来了，拿的钱多了就应该做得更好一点。“喝酒吃饭单打两三圈、上班一周两三天，这个情况怎么允许呢？肯定要有一个制度机制来约束。”

张映上说，期望通过参与式财政预算改革，来撬动的是一个制度一个体系的改革。

王国旗在采访中多次谈到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这位2009年中国改革十大人物曾经在党校讲课时说，共产党执政以后，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重要标志，就是从地下走向公开。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取得老百姓的认同和支持。

事实上，巴中市在基层民主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就有不少探索性创新性措施和举动。李仲彬这样说过，保持党的廉洁公正，提高党的公信力，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比经济上求得一时的发展，比在不规则情况下获取眼前利益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