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美好初衷却被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所左右:人民公社化给农业税带来思想和工作上的混乱，大跃进运动引致的高指标、高征购又直接拉升了农民负担，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

另外，我国受前苏联“非税论”的影响，认为国营企业的税实质是上缴利润的性质，没有征税的必要，于是1959年上半年开始在成都、南京等7个城市搞“税利合一”的试点工作，实行以利代税，结果以失败告终。

这次税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实行的多税种、多次征的税收制度，使税制结构开始出现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格局，在调节经济方面的作用已逐渐减弱。

税制过度简化

1966年，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份通知改变了中国10年的命运，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提出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展彻底批判，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指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在这样的背景下，治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强税收工作被诬蔑为鼓吹“税收万能论”。本来已经简化的税制又被作为“繁琐哲学”来批判，结果税种越来越少，税目越来越粗，税务机构也被削减。

1973年对已经简化了的税制又进行了一次大的简并税制的改革。

主要内容是试行工商税，合并税种。把企业原来缴纳的工商统一税及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以及盐税合并为工商税；其次，简化了税目税率，工商税的税目由108个减为44个，税率由141个减为82个；再次，改变了一些征税办法，如取消中间产品税，原则上按企业销售收入计算征税等；另外，还把一部分税收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

这次税制简并以后，国营企业只需要缴纳一种工商税，集体企业只要缴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两种税，至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屠宰税，实际上只对个人征收，从而进一步缩小了税收的调节范围，严重限制了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尽管在此期间我国的农业税制基本上保持稳定，但我国的税制由建国时期的复合税制，几经简并，基本上已成为单一税制。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大，片面强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片面强调简化税制，使税收工作受到很大破坏，中国税制在阵痛中艰难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