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的形势，提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挑战。那么，什么是非传统挑战？

陈锡文:传统挑战好理解，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些老问题。非传统挑战更多指的是新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农业的传统功能主要是生产农产品，现在生态、旅游观光、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越来越凸显。这几年美国、巴西等国搞生物质能源，虽然其总量不超过15%，但由于资本市场的炒作因素，反过来对农产品市场影响很大。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转型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农民外出后，既不能在城市定居，又不愿意回到农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约占60%。相对来说，这些人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新情况，一是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二是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三是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日益加大。这种新形势既带来机遇，也使我们面临新的挑战。

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序言部分提出了五个“把”，非常精辟，您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陈锡文:你说的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吧？这几句话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经验，总结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总结了去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的确非常精彩。

经过党的十六大以来7年多时间的改革发展，我们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农业农村发展对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特殊重要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文件中的这五句话，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第一句话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这与胡锦涛总书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一脉相承。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提出这句话正当其时。

第二句话是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这几年，大家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呼声很高，既有一次分配的调整，也有二次分配的调整。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居民收入的差距，更重要的体现在民生方面，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除了在一次分配中增加劳动者收入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通过各种办法来改善农村民生。

第三句话是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去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政策和大幅度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民得到实惠，但同时推动了这些制造业行业的发展，拉动了内需。只要农民有购买力，农村市场还可以扩大，我们的发展余地宽得很，空间大得很。

第四句话是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和工业企业，农业也有转变发展方式问题，而且任务相当繁重，必须用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耗能水平虽然不太高，但总量惊人。一年消耗5000多万吨化肥，那都是煤和油气变过来的。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对国家整体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意义重大。

第五句话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我国城镇化率还不到50%，余地和空间很大；新农村建设需求也很大。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不仅是我们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着力点，而且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国将长期存在的发展优势。只要把握好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这“双轮驱动”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是中国的特有优势。

记者:您连续参加了2004年以来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对我国近年来的农业农村工作一定感受很深。这几个中央一号文件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陈锡文:有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央讲的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绝不是一句空话，通过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农村的改革发展每年都有新的举措，每年都有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出台；二是每年中央都把一号文件定位于指导农业农村工作。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向标，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抓好“三农”工作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中央对起草2010年一号文件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也是一系列政策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基础支撑。所以大家对起草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认识很一致，各方面都认为必须写，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标志，是个导向。

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每一年出台的政策，对农民和中国而言，很多是“惊天动地”的。我这里举几个例子。2003年年底我们起草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时，中央明确提出，一是降低农业税税率，而且在黑龙江和吉林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到2006年，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就全部取消了；二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出台了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这三补贴政策，后来这些补贴进一步扩大。这些政策出台前还有争议，但出台后效果之好超乎想象。2004年增产粮食775亿斤，使那一年成为历史上增产量最大的一年，把粮食紧张的局面一下子缓解了。

这几年补贴项目、范围、规模不断扩大，以后又加上了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现在叫农业四补贴。一开始是三十几亿元，一路加到去年达到1230.8亿元。很多政策出台时不说是“石破天惊”，也是出乎很多人预料。例如2005年出台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现在有1.4亿农村学生全都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标准一开始是每人每年30元，随后很快就增加到50元、100元，现在已经到120元。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刚开始时有人觉得，农村搞低保怎么搞得起啊？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2007年一出台就全覆盖。到去年年底，已经有4600万农民纳入低保，月均补差额近60元。2007年曾经提过要搞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当时还有人担心农村有1亿多老人，能否发得起钱。但2009年就推出试点了。这些政策出台是不容易的，不仅是财力问题，更是观念问题。中央出台这些政策后，每年都在强化，今年的大部分政策是属于进一步加强，好政策要延续，但也有不少政策是新出的。

记者:如您刚才所说，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很高的“含金量”，而且强农惠农政策在不断强化。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陈锡文:今年的一号文件“含金量”高，亮点很多，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出的新亮点:

一是在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上有新政策。文件提出对“三农”的投入“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这12个字，意义重大。以前总量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增加，但比例有的年份可能还有降低。现在不仅要求总量增加，而且比例要提高，是个更高的要求。

呼吁多年的农村金融服务也有新突破，农发行要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中长期政策性”这6个字，意味着在今后的农业建设中，有相当多的信贷资金要进来，弥补长期以来政策性贷款资金的空白。

二是在改善农村民生上有很多新举措。比如文件专门提出要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现在家电下乡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农村用电量明显增加、用电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原来一些负荷小、电压不稳定的线路显然已经不适应需要，这一新措施将有力拉动内需。

三是在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和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推出了新机制。比如农民用“一事一议”的办法，在村内搞公益设施建设，财政给予相当的补助，干就补，不干就不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这次要扩大试点规模，肯定要大大推动农村的公益事业建设。

“四议两公开”制度也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探索。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等类似做法，很多地方都在搞，效果不错。这一制度的实质是怎么更好地发挥党员和群众两方面的积极性，正确处理好村支委和村民委员会两委的关系。过去我们要求建立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四议两公开”等做法就是实现这一机制的具体形式。

记者:这样看来，今年一号文件确实亮点不少，非常鼓舞人心。您怎样看待今年我国“三农”发展总的形势？

陈锡文:2010年是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谋划“十二五”发展的关键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当前农业农村好形势的关键一年。做好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对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新胜利，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当前，我们虽然面临许多挑战，但同样也面临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加大强农惠农力度。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力支持“三农”事业，为农业农村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连续几年增产增收，为农业农村工作积累了经验。我相信，只要振奋精神，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就一定能够再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繁荣和谐的新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