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的情况，有时他们接受，有时候不接受，无论怎样我都会尽我所能为他们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尽管外国人说：听不懂、不符合欧洲市场情况，但我还是会告诉他们，这就是CHINA。——意大利阿尔法韦士曼制药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阿尔法韦士曼（北京）市场策划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皮美艳。

九岁开始学英语

当时，周总理亲自挑选了一些小孩子，让外国人为这批孩子教授英语，希望他们长大后能够成为中国的外交官，我就是被选上的孩子之一。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学习计划受到影响，我们这个特殊的小团队最终被迫解散。尽管如此，我每天依旧坚持学习英语，从努力背诵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到70年代以后开始背诵外交部长乔冠华的联大讲话，唱歌也是唱英文歌。跟当时其他的小朋友相比，我似乎显的有些另类了，但正是这样的坚持，为我今后成长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想法也不敢说

用现在的话说，我的思想一直很前卫。我原先在中联部工作，可以看到很多外面的报纸杂志，以及新华社海外记者的文章。当时翻译过很多东西，也随之冒出了很多疑问，比如说什么是合资企业等等。那时看到印度有联营公司，我还想过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联营公司？那时候我还觉得中国要强大，干脆就让外国人都进来，把他们的工厂、公司都建到中国来，最后他们就算离开了，也搬不走我们的技术、厂房……不过在70年代的中国，我就是有想法也不敢说。

成绩过关了也不敢去

我在1982年考过一次FESCO的外企英语考试，FESCO当时的英文考试非常严格，著名的易老师给了我56分。后来他通知我去面试的时候，我很不好意思地问老师能否拿卷子看看，老师说不能。因为，我认为我九岁就开始学习英语,不可能考56分，所以很不服气。最后老师解释说50分就是一百分，你考了一百多分。虽然成绩过关了，但是后来经过思考我没有去外企。直到中国真的对外开放，越走越开了。当时，我还不太懂什么叫对外开放，不过能看到中国在联大有席位了、看到很多外国人也慢慢来到中国、我以前想象中的联营公司真的建立起来了……于是，我的胆子就放开了。1984年，我终于来到了FESCO。

两次大胆的辞职

那个时候，我要辞去公职去外企，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行为。家人认为我这样做是一个没前途、的错误选择，当时的中外文化差异太大，在这样的公司工作，难免会受外国人压制。后来，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当时，在第一家外企工作的时候，由于文化差异问题，在与外国老板和同事的日常交流和工作衔接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时候，我的立场就是忍耐。但我心里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在中国拿的工资比我们高，但是干活比我们少，还要训斥我们；为什么外国人可以辞职，我们却没有平等的权利。于是，有一天，我非常不服气的跑到FESCO，说："我辞职了"。

辞职后，我自己找了一家德国公司，并请求FESCO原谅我的私自调动。FESCO非常包容我，并且帮助顺利实现了工作调动。

为了平等的机会

去了德国公司之后，我发现，德国人对中国员工的管理方式也存在问题，关键岗位基本不考虑我们内地员工，香港籍员工在公司会好一些，不仅容易受到领导重用，在薪水待遇等方面也比我们高很多。那个时候，我们的本土员工在外资企业工作，真是非常艰难。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勇敢地为自己争取平等权利，虽然当时自己冒了很大的受处罚危险。我认为：要打破这种僵局，我必须让外国人信任我，我要自己当老板。于是，1990年，我自己找到一家外事公司，由于我在语言方面的优势，我当上了首席代表，并且在实现中国员工与外籍员工公平待遇方面，进行了很多努力。记得那时候外资企业有各种协会，比如银行协会，日本协会，德国协会等等，他们会定期组织去酒店举办party，当时的聚会大概90%都是外国人，剩下的都是港台人。我去的时候，人家问我是哪里人，我就特别响亮大方说我说北京人，他们都非常吃惊。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努力学习和工作。

CHINA is always changing

外国人如果不听中国员工的意见建议，而是一味强调我们去服从他们的想法，那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开放还处于一个学习和改革的过程，不可能马上接纳欧美的形式。

外国人当时不懂中国的很多政策，所以我就借由这些提出客观的意见，也赢得外国人的依赖和信任。我当时跟老外说中国的好，说中国变化很快，老外听了就会说："China is always changing."那时候的这句话可不是老外对中国的肯定，是否定句。例如今天中国答应办理市场准入许可，明天又不答应了。而不像今天老外所想表达的正面赞美："China is always changing。"中国现在真的变化了，富有了，现代化管理、越来越多的人才等等，越变越好了。

YES or NO

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市场环境并不是很好，中国政府告诉你去A部门处理某些事情，但是你跑到第十二个部门都不一定能得到确切的解决办法。而这个时候外国人已经逼迫你马上做出答复，给出Yes or no的答案。他们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他们认为可以就是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我当时和外国人解释不清楚。就算需要解释、争论还需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进行，更加麻烦。我后来逐渐学会了结合中西方的做事方法，比较中性地答复他们。也就是如果可以，需要哪些条件，如果不可以，是因为哪些问题。

这就是CHINA

很多在外企的国人，遇到中外交流困难时，就沿用西方的思维去做事，我觉得他们不会很成功。事实上，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来，我们和外国人的话题脱离不了政治、经济、家庭、恋爱、孩子，后来我们和外国人相处得越来越好。我时常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的情况，有时他们接受，有时候不接受，无论怎样我都会尽我所能地为他们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情况。尽管外国人说听不懂，不符合欧洲的市场情况，我还是会告诉他们，这就是CHINA。

做好中西方的交流

在中国的西方人会比较了解中国，而不在中国的西方人不太了解中国；来过中国的西方人都很喜欢中国，害怕公司把他们解雇、让他们回国；没来过的人，却一点都不懂。

实际上，来中国的外国人毕竟是少数，很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感觉就像普通中国民众对外国充满迷茫的感觉一样。

这就需要我们做好中外文化沟通与交流。沟通交流的首要基础是语言；第二则是要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国家法律；第三是个人的经验，作深层沟通时不仅靠语言，还需要本人进一步学习中国和西方，让中西方的做事方法更好接洽，更好地完成工作。

寄语年轻人

我对现在年轻人的普遍感觉是：缺乏具有目标性的奋斗，缺乏对一件事情的执着。很多孩子都太脆弱了，经不起磨练。而且，生长在北京的学生能力弱于外地学生，因此我们喜欢外地的大学生，他们在学习和适应的期间都能耐得住。

只要来到公司的年轻人，我会告诉他们生存有一个平台期，越过了这个平台期，你们的收入和发展就会有提升，所以，刚毕业的大学生应该加强意志力和持久性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