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2009年10月23日，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与二战被掳中国劳工达成和解。 新华社记者刘赞摄

10月23日，在日本首都东京，幸存劳工邵义诚（前左二）、死亡劳工遗属杨世斗（前左三）和曲启杰（前左一）与代理律师内田雅敏（前右一）走向法院。二战时曾强掳中国劳工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原西松组）当日与被掳中国劳工达成正式和解。西松公司向劳工方面谢罪并承诺修建纪念碑，同时支付2.5亿日元（1美元约合90日元）和解金。

中国劳工无奈与日方“和解”

受害者不得不各自为战 有律师担心被日方钻了空子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漆菲发自北京 “心里舒坦了，能活着得到赔偿。” 邵义诚，如今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10月26日，隔着越洋电话，他那浓重的天津口音传来，有兴奋，有感慨，但更多的是无奈。二战时，年青的他曾被日军掳掠到日本充当苦劳力。回想起那段非人的经历，电话那头，这位历史老人已是泣不成声。

10月23日，东京司法记者俱乐部，代表部分中国劳工的邵义诚，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达成赔偿和解:西松对邵义诚等5名中国劳工表示道歉悔罪，并承诺为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建立纪念碑，同时对安野作业所所有被抓中国劳工补偿2.5亿日元（约合1896万人民币）。辗转16年的二战被掳中国劳工起诉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案终于了结。日本媒体对此赞声一片。

达成和解当天，日本《每日新闻》以“强制中国劳工案:中国原告和西松公司达成和解……设立赔偿基金并谢罪”为题，给予了全面报道。《朝日新闻》更是建议，“鸠山政权应从道义出发，向受害劳工道歉并促成其他相关企业行动起来，彻底解决二战劳工受害者的赔偿问题。”

但消息传至国内，立马引起了一些抗议声。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康健表示“难以接受”。

担忧给今后索赔形成障碍

10月25日，康健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内召开了一个小型记者会。她激动地说:“如果真诚和解，西松公司应统一处理下辖的安野和信浓川两个作业所强掳中国劳工的赔偿事宜，而不应当分别进行和解。”

包括邵义诚在内的，这次与日方达成和解的正是安野作业所的中国劳工。而康健则是信浓川作业所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代理律师。她说，日本外务省1946年的《华人劳工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明确记载，西松在二战期间奴役的中国劳工，除了安野作业所的360人外，还有在信浓川作业所的183人。

拿到和解协议后，康健连夜将其译成中文，并第一时间通知了信浓川作业所的五位受害人及遗属，受害人及遗属在电话里头答复说“不能接受”。

康健表示，不接受的原因主要基于三点:“和解”条款中，再次延续了法院免除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法律责任的错误做法，仅空洞地“承认”事实；补偿金额过低（平均到个人仅60万日元，即约合45500元人民币，并且当中还包括祭奠、交流、调查等事务性费用）；补偿基金将由日本的自由人权协会下属基金会管理，而不是中国的相关机构。

“这与‘花冈和解’同出一辙。”康健愤愤地说道。

“花冈和解”的当事方是日本建筑行业的鹿岛公司和中国战俘和劳工。1995年，耿谆等11名原告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一案。该案最后达成“和解”，鹿岛公司在不承认法律责任的前提下，拿出5亿日元的信托金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来“救济”受害人。

该和解当时就引发了巨大争议。一些中方人士认为，这是“日方施小钱换美名”。而当前的此次西松和解，无疑是套用了9年前的“花冈模式”。更让康健担忧的是，这样的和解会给将来的索赔诉讼造成法律障碍。

尽管如此，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专家刘宝辰教授还是认为“（和解）可以理解”。作为西松索赔案的调查人和联络人，刘宝辰参与了从案件调查到最终解决的全过程。在他看来，和解虽然有些无可奈何，但其中也有积极因素。他告诉本报记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了我们所需要的三条:补偿、谢罪、建纪念碑。”

民间真正响应者凤毛麟角

刘宝辰教授眼里的“无可奈何”，恰恰反映了中国民间对日漫漫索赔路上的尴尬与困境。

十余年来，不停地有中国老人站到了日本法庭上，他们是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毒气问题以及细菌战问题的受害者，尽管他们拿出了如山的铁证，但结果仍是败多胜少，能够得到日本企业的一点补偿金，就已是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刘宝辰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他说，1998年之前，中国国内对索赔“并不那么认可”，社会舆论关注得也很少，许多研究者多是“偷偷摸摸地调查”，相互之间少有沟通和协调。长此以往，就形成了现在的民间零星索赔、各自为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