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湖北巴东县政府新闻通告称: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这一消息在上午已被张树梅否认，但到下午，情况直转而下，张树梅又称:确定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

一天内发生的这一戏剧性变化，实际上是延续21日的“关键证据”风波。两名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爆出其“遭受了性侵害”，并失声痛哭，网络求助，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

巧合的是，当晚，除了胸罩，其余的关键证据均被张树梅清洗。22日，关键证据封存后，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信任危机难以弥补。

这三天，邓玉娇案的连锁反应，已经脱离了案件本身。本报记者 龙志

[21日]律师与委托人的嫌隙

会见是在当日上午9点40分左右进行的，持续了3个小时之久。两名律师出来后，神采奕奕，面对媒体，律师夏霖打出了“胜利”的手势。

    律师:邓玉娇称黄德智对其进行性侵犯

除了媒体记者，邓玉娇父母也一直守候在看守所门口。夏霖没有透露会见的情况，只是在午饭前赋诗一首，表达了此次会见的收获。

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夏霖律师说:当日上午会谈，邓玉娇向他们讲述了黄德智在水疗室里对其进行性侵犯。在形成整个证据链后，律师根据会谈时的情景，推翻了此前邓玉娇患有“精神病”的说法。

两名律师难掩内心喜悦，既没有将会见内容透露给媒体，也没有告诉委托人。一直到下午1时40分左右，邓玉娇母亲张树梅接到野三关派出所所长谭静的电话，急匆匆赶回去。律师才有所担忧，夏霖说，张树梅给他发来短信，承诺一定赶回来，他这才放心继续下午2时30分的会谈。

据记者了解，当天，湖北省、恩施州公安局调查组正在野三关镇调查。张树梅告诉记者，她是配合警方写材料。

下午5时30分左右，两名律师从看守所会见完毕，得知张树梅夫妇仍在野三关镇时，夏霖觉得事情不妙，“我在想，他们一定被黑恶势力控制了，证据肯定被毁坏。”情急之下，两名律师向媒体公布“关键证据”即胸罩和内裤，并呼吁网友尽快赶过去，防止证据被毁。

整个过程，委托人和律师之间一直没有沟通。晚上，两名律师从巴东县刑警大队做完笔录后，向媒体再次呼吁，担心警方毁灭证据。从这时起，案子开始偏离原本的方向，而卷入舆论漩涡，最终导致了委托人与律师之间关系的崩裂。

    邓母:找不到律师了

据张树梅说，她接受完派出所调查后回家洗澡。邓玉娇的衣服已经发出阵阵恶臭，这些衣物是邓玉娇送到医院后换洗下来的，并且已经浸水。张树梅带回家后一直丢在洗手间。“已经发臭了，我就洗了一下，”张树梅说，她在胸罩上发现了“红斑”，怀疑是血迹，带在了身上。

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张树梅的消息，两名律师愈加相信委托人已被控制的事实，关键证据也可能随之消失。因为担心安全问题，晚上11时30分时，两名律师搬到了另外的宾馆。

张树梅说，她在回县城的路上，被大支坪镇派出所民警赶上来询问“胸罩的事”。张树梅再次返回野三关镇，经过辨认，她认为胸罩上的红斑只是沾染了其它衣服的颜色，并非“血迹”。随后，警方将胸罩归还给了张树梅。

折腾了大半夜，回到县城已经是22日早上，一夜没睡的张树梅打电话给律师，夏霖已经关机。她致电本报记者称:找不到律师了。本报记者 龙志

[22日]关键证据的鉴定

“关键证据”的公布，再次搅动舆论对邓玉娇案的猜测。事实上，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已经有网友呼吁集结进入野三关镇，并为邓玉娇立碑，引起当地政府高度紧张。事情的走向，已经偏离了案件本身，各种角色的介入，使得邓玉娇案蒙上了多层色彩。

    律师:揣有重要物证的张树梅已被控制

22日上午，在给本报记者通电话后，张树梅前往巴东县武装部大楼，与恩施州公安局负责人会谈了整整一个上午。

期间，她拨通了律师的电话，告知他正在武装部会谈。但律师在致电本报记者时称，“情况十分紧急，揣有重要物证的张树梅已被警方控制”。夏霖觉得，从前一天下午起，又整整一个晚上，委托人没有跟他联系，肯定被黑恶势力胁迫了。

当他们赶到武装部大院时，发现一切都很平静。张树梅打电话给夏霖说，请他远离网友“屠夫”，不要受网友误导，种种迹象表明，网民对邓玉娇案的关注已经失控。随后，网友表示，将离开巴东县城。

与此同时，湖北省公安厅负责人正在巴东县看守所提审邓玉娇，据知情人透露:情况很糟糕，大约5分钟后，邓玉娇开始发作，歇斯底里，情绪难以自控。

中午12时左右，夏霖接到电话，独自前往武装部宾馆。巴东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田平、巴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巴东县妇联等有关部门人员作为见证，恩施州警方提取了邓玉娇案的有关物证:胸罩、T恤、长裤、丝袜和内裤。

张树梅说，这还有什么用，除了胸罩，其它4件物品已经清洗过了。

“我当时惊了，”夏霖回忆说，虽然整整一个晚上他已经设想了这种结果，“我觉得鉴定已经完全没意义了，”他说。

之后，张树梅随警方做笔录，律师返回宾馆。至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而这个下午，正是导致第二天委托人解除律师委托关系的关键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