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殖民祖先（14、15世纪，明朝以后到清朝的历史阶段），是在朝廷打压和歧视中背井离乡的，而英国等国家的外来殖民者，是得到政府特许，有着合法身份出来移民的，他们后面有整个国家在支持。我们恰好相反，华人到了一块新的土地，背后没有国家的支持，只能靠自己的打拼，度过早期最艰难的历程。从东南亚居民的构成来看，其历史来源的层积痕迹非常明显，最早是土著，然后是荷兰人、西班牙人、中国人，中国人来得数量最多，但是中国人却并没有在当地社会输出自己的制度，输出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他们只是进入商业、贸易、金融等领域，在那里发家致富而已。

在这个人口金字塔之上，来得最晚、人数也最少的是英国人，他们却建立了当地的统治制度。华人和其他族裔以及当地人都接受了这个统治，接受了他们的文字、语言、文化，甚至价值观念，这一移民金字塔当然饱含着早期先民的血泪，但从历史角度去看，其中也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如果说有一个时期中国的制度环境、教育体系比较接近于海外的教育，那就是40年代的西南联大。民国时代中国在教育方面与世界的接轨，做得甚至比现在更好。不以诺贝尔奖做标志，也不以国内、国外做区隔，仅看现在，80岁以上的两院院士大部分都是庚子赔款时的留学生，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05年骤然废除科举，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人在沿海地带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按照常理，1300年的教育体系被废除，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混乱，是难以过渡到现代教育体系的，但是民国时期做到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可惜1949年以后，我们几乎摧毁了这一体系，建立仿苏体系，全盘俄化的结果是全盘恶化，这对中国的现代教育现代科研是毁灭性的。

现在俄国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教育体系，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变过来，在此之上，又加上新出现的大学行政化、大学官本位化。需要批评的不仅仅是大家正在咒骂的教育产业化，毒瘤在于教育垄断化，在垄断的基础上再来这个教育产业化！批评的注意力应该引到产业化之前的垄断化，这才是批到了根本。垄断下的产业化恶果，尚属外在恶果，属于教育跟社会、跟市场的外部联系，今天舆论压力大了，也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更应该注意、应该声讨的是这个毒瘤的内部——学校行政化、官本位化，这比前一个问题难多了，对中国教育学术的毒害也远远超过教育产业化。”
 
“讲到‘大国崛起’，中国人现在的虚骄之气是被那几个GDP的阿拉伯数字维系着的。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即使不用过去的陈旧的经济周期论，长波段经济起伏还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这么高，国内消费到现在还未有效启动，光凭几个经济数字不值得人们骄傲，而且其真实程度也很值得怀疑。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答得很好，当人们问到中国经济的骄人成就时，他第一个回答是‘我感觉满心忧患’。仅靠几个经济数字支撑起来的民族虚骄心理是很可笑的。

历史上有效地向本国之外输出自己的制度文明和价值体系的，大致有两类。成功一类的有英国、美国，如果考虑到美国制度本身就是英国制度在北美大陆的移植，其实英美可以归为一类。我们所看到能站住脚的，就是几百年来不列颠政治文明和价值体系的延续。自从英国有了大宪章，美国有了1787年宪法以后，你不管打开哪个国家的宪法，不管它们的内政是不是按照宪法在做，就具文而言，每一部宪法在开头说的那些话，都是英美的翻版。就连宪法这个词都是英语过来的。

失败者一是德国、日本。他们也曾经很努力向外输出制度和价值理念，种族之上。日本在亚洲要打倒‘白色帝国主义’，挑动亚洲人对西方人的憎恶，日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带有‘大东亚反抗白色帝国主义’的注脚，所到之处果然吸收了很多当地的反西方精英。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在制度输出和价值体系上都是反文明的，还带有浓烈的对先进国、发达国的报复情绪，不惜以战争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位差，以战争起，以战争终。

还有一个失败的输出，前苏联。它延续的时间比德国和日本要长得多，长达80多年，而且在30年代确实以计划经济的骄人成就映衬出当时西方国家经济大萧条的暗淡，吸引了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就它的制度扩张来讲，二战以后它建立了14个国家的所谓苏东阵营，不可谓不大，而且也几次走到战争的边缘，比如古巴危机。实际上已经发动或介入了战争，只不过它在战争的第二线，比如韩战、越战。它不是在战争中骤然灭亡，最后是在制度、价值的竞赛中黯然崩溃。”
 
“我还是认为最好的说法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大国崛起’。应该吸取此前‘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不能仅仅看到GDP几个数字。温家宝总理对中国的经济成绩提供了4个令人忧患的东西，最后一个就是不可持续，不可持续不仅仅是它的生产力的粗放、环境难以支撑，我觉得更不可持续的是，温总理在两会之前那篇文章中所讲到的，不发达状况的制度层面。

和平发展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有政治文明的制度框架。你得有文明的政治制度，我们现在说是政治文明；第二价值观念要与普适价值接轨，其经济成就滋养的是‘公民社会’，而不是‘臣民社会’。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应当是马克思所讲的‘自由人’，这个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当然，我们的制度框架和价值体系肯定会带有本民族的某些形式和要素，这个不必争论。现在争论有没有民族形式，真是本末倒置。

至于价值体系，自由、平等、文明、理性这些普适价值，无论你用英文、中文、法文、日文、德文说，它的核心是一样的。

和平发展的焦点，不在于五千年大国是否‘崛起’，而在于它的‘崛起’是否可持续。持续除了经济支撑，更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政治文明，一个是价值理念。”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