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入党问题，最早是通过前苏联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引起有关研究者注意的。这一文件最早公开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中，之后又于1988年前后被译成中文刊布于《中共党史研究》等杂志上。这份引人注目的文献，是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明确讲：“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1]正是这封电报中的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当年似乎存在过有关张学良入党的问题。

由于上述文献的刊布，在相关的研究者中间迅速形成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上述文件中的说法不值得重视，毕竟张学良只是蒋介石等人的“诤友”，而非敌人，他们之间的分歧归根到底只是政策上的不同，并不存在意识形态或政治理想上的区别，张学良怎么可能提出入党要求？因此，即使存在着中共中央的这种“通知”，它充其量也只是中共中央当年的一厢情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共产国际的这一电报不仅证明了中共中央当年确有发展张学良入党的计划，而且也证明张学良当年有过入党要求，甚至依据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不同寻常的关系，以及少数活着的西安事变亲历者的看法，他们估计，中共中央当年多半曾经发展过张学良入党。

由上可见，有关张学良入党问题，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张学良有无要求入党的可能？

加入中共，首要的条件是要本人有入党意愿并提出入党要求。不相信张学良有入党可能的研究者，首先就是不相信象张学良这样的人有要求入党的可能性。

张学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人所尽知。他是有“满洲王”之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曾经是数十万东北军的统领，因愤于日本军人暗杀其父、不甘作日本人的傀儡，1928年率东北军易帜，归顺蒋介石南京政府。之后，他紧随蒋介石，1929年发动中东路事件向苏联启衅；1930年中原大战助蒋摧垮了阎锡山、冯玉祥两大军事集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谨遵蒋令，力避冲突，结果不仅丢了东北老家，还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对蒋表现得忠心耿耿，不仅长期赞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之“国策”，而且明确认为在中国只有蒋介石才够资格做领袖，全力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因此，1933年张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副总司令，1935年又充任西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连连与参予围剿中共与红军。[2]以张学良的地位、身份、思想及一贯表现，他似乎没有自愿加入中共的道理。

但是，是不是凡是有张学良这种地位、身份、思想及表现的人，就没有自愿加入中共的可能呢？恐怕不是。当年曾企图倒行逆施，辅佐袁世凯做皇帝的“四品京卿”杨度，地位不可谓不高，身份不可谓不特殊，思想及表现也不可谓不反动，然而曾几何时，不是也转变立场，秘密加入中共了吗？[3]同为一方军阀，并且与张学良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也拥过蒋、剿过共，但有资料证明他也曾秘密提出过加入中共的要求，并差一点儿就被吸收入党。[4]同样，也是在1936年，独霸一方的新疆统治者盛世才，不也在那里一次次地写信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表示愿意加入中共吗？他在信中宣称：我在还没有到新疆之前，在还没有成为督办的时候，就已经打算加入中国共产党了，现在更是如此。因为我信仰共产主义。[5]由此可知，象张学良这样的人要求加入中共，未必就一定是不可能的。

那么，张学良为何会要求入党？一种可能性在于，张学良受到过共产党的思想影响。1927年底杨虎城之所以会要求入党，是由于他在大革命期间就与中共人员有密切往来，所受影响较多，大革命之后对国民党所作所为深感失望，因而一度愤世疾俗，寄希望于共产党。1936年盛世才之要求入党，既是因为他作学生时正值“五四”时期，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又是因为他控制新疆后为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用了相当一批莫斯科派去的中共党员，思想上正处于激进亢奋，想一展宏图阶段，因而也不免有此愿望。在这一点上，张学良与杨、盛两人也颇有某些相似之处。因为，张学良也曾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影响。张魁堂先生在他的《张学良传》一书中详细地告诉我们，张学良自从20年代末就知道中共里面有能人，他虽然只接触和使用了少数共产党里面的被捕变节者，但却对这些人的学识和才干深感佩服，并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认真地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了解了一点儿共产主义的思想观点。同时，张学良也因中国为强日所欺，东北为日寇所占，依靠国民党无力为其张目，指望列强援助更是环顾无人，因而不得不把目标逐渐集中到与中共有着密切关系，与日本有着深刻矛盾的苏联身上，相信只有求助于苏联才能帮助他实现抗日复土之愿望。[6]这种情况导致他渐渐地开始估计：“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相信最后很可能要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7]

既然对共产党抱以好感和希望，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失去信心，直至感到绝望，以致不得不寄希望于共产党。张学良在1936年4月9日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延安进行秘密会谈时，就曾坦率地表示：他认为“国民党完了”。从表现上看，张学良在这次会谈当中对蒋介石的态度表现得相当含混，一面表示“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一面承认“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担心蒋会降日，因此已作好辞职另干，向西联络盛世才，争取苏援，在西北自成局面的准备。[8]但实际上，根据这时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刘鼎的报告可知，张学良早在这次会谈之前，就已经有了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思想倾向。刘鼎说明，张学良交给他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4月以前“他本人嘱某起草”，里面最鲜明地提出了反蒋抗日、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声称只要能实行这一主张，就能取得西北地区晋、陕、绥、宁、甘、新各省区，并争取河北与河南一部成为抗日基地，以红军为彻底抗战的中坚力量，得到苏联和外蒙的帮助，并促进日本内部爆发革命，最终打回到东北老家去。他明确告诉刘鼎：这个小册子“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9]

具体考察张学良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有联苏联共、“反蒋抗日”的思想倾向，为什么在延安会谈前“嘱某起草”“反蒋抗日”的小册子，在延安会谈期间在对蒋介石的问题上却有意含混其辞，那不属于本文的内容。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看出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对反蒋问题态度上比较犹豫，也并不妨碍周恩来事后得出张学良有可能“抗日反蒋”的结论来。周恩来在会谈次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张学良“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一旦“蒋介石急（激）他，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彼即离蒋独干”。[10]而事实上，在延安会谈刚刚过去两周之后，刘鼎就秘密报告中共中央称：经过延安会谈，加上他已感觉到蒋介石对东北军确有恶毒的布置，东北军内很多人也因此逼他，他已经拟定了一个反蒋计划，准备一面努力训练手下的干部，一面抓紧做周围各实力派的联合工作，争取把东北军完全拿过来，控制西安至兰州大道，牵延到11月就另立局面，“要干就彻底干！”[11]这说明，张学良确实早有反蒋倾向，经过延安会谈期间周恩来的劝说以后，他已经渐渐心动，开始暗下决心要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根本决裂、分道扬镳了！

既然张学良已有与蒋介石国民党根本决裂、分道扬镳的打算，那么，他转而看好中共，并有加入中共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很明显，加入中共本身，多半正是张学良决心联俄联共，与蒋介石国民党根本决裂、分道扬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