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徐永昌日记，1月15日上午在军委会会议上，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和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外，余均同意白崇禧的主张。下午3时再度讨论时，多数人的意见仍坚持强硬。徐永昌即明白宣称:只要不是军事上全面破裂，“政治上全破裂与国家有利，一、共党今日系以国民党打国民党，以中央法令制服地方人民。尤其能公开的活动，其阴谋与煽惑青年。破裂则当难再假借利用矣。二、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顾忌。彼不以大兵加于中央军者，正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正为其假借抗战以争取民众也。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用时间，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可以与敌伪正式停战媾和。今日已迟一年半，再迟恐不堪设想。”对此，蒋介石从始至终均未表态，会毕仍表示:“再考虑一夜”再说。[54]

又经过一整天的反复斟酌，蒋介石到16日晚才最终下定决心，同意照白崇禧的意见行事。他对自己改变态度的解释是:“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消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因此时“若无最后制裁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胁，而俄国之已允拨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为容共之要求。以后我之国权全操之于人矣。故乘俄械将运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因俄国有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所迁就。”[55]

1月17日，国民党以政府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宣布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故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56]由上可知，皖南事变及其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事到临头，蒋介石为安抚强硬派军人，和刻意表现强势的一种应变措施罢了，并不是蒋有计划的步骤。对此，亦可以证之这时与蒋态度相近的张治中1945年11月7日的回忆。张在给蒋的上书中劝蒋不宜对中共动武时特别提到几年前的皖南事变，称:“三十年春间解决‘新四军’事件时，以职之判断，觉钧座对当时之措施实未必赞同，事实上等于事后之追认。”[57]

很明显，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后虽批准军方的作战计划，也仍旧是以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并非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因此，蒋事变后更不赞成进一步扩大事态，甚至对白崇禧的办法也一直态度犹疑。其最终虽不得不追认事变的结果，表现强硬，内心里却正如毛泽东此前所估计的那样，“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极力想要缩小事变的影响范围。

毛泽东艰难抉择

说蒋介石没有袭击新四军军部的精心计划，事变后亦不曾想扩大事态，破裂两党关系，这时的毛泽东自然不会相信。还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其实就已经对强硬地推行限共政策的蒋介石国民党颇多怀疑了。但基于抗日的大局，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还多少存有一些幻想。1940年10－11月不断有国民党准备“剿共”的消息传出，中共领导人当时多次做过最坏的打算，毛泽东甚至一度怀疑蒋之北移命令包含有与日本勾结，两面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的重大阴谋，准备破釜沉舟与蒋死拼。但与共产国际反复交换意见的结果，他最后还是认定国民党的“剿共”只能是局部的，而且是“大吹小打”。断定“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58]正是由于一直相信只要蒋未与日本妥协，国民党在抗战中就不会主动破裂两党关系，突然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对毛泽东刺激之大亦可想而知。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目的何在，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事变之初必须要做出准确判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新四军选择南下，事先显然报请过中共中央批准。部队秘密潜往茂林次日，也曾向中共中央通报过具体位置，而后即失去联络。11日经中原局接通电讯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聚歼计划已部署完毕，次日即发起了总攻，新四军无论粮弹和地形均已难以坚持抵抗。鉴于此，中共中央迅速于12日电告重庆的周恩来，要其向国民党提出严正交涉，即日撤围，以证明国民党并非有意破裂。中原局刘少奇等也曾气愤地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停止围攻皖南新四军）”。[59]毛泽东显然认为这是解围皖南新四军一个可行的办法，故13日即复电刘少奇等，表示:“同意胡、陈十二日电，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60]

13日当天，周恩来、叶剑英紧急找到刘为章，说明皖南事变情况，说明华北、华中中共部队“气愤填膺，几不可遏，只有迅速解除对新四围攻，才能免危机于万一。”刘答复周、叶称:蒋昨夜已要贺耀祖用电话告诉顾祝同，“只要新四军确实北渡，你们应予帮助，不应为难。”对周提北渡只能走苏南，不能走皖北问题，蒋且通过刘表示可以走苏南，只是“部队过江后，不得打韩德勤，且过江后不得盘踞，须遵命继续到河北去。”[61]次日，周恩来又再度通过张冲向蒋抗议，张报告蒋后即转告周、叶说:蒋特别要求周、叶转电中共中央，“勿将事件扩大”。而蒋的态度很明确:“（一）新四军北开中央决不留难，此次冲突，听说是新四军先开枪。（二）希望新四军继续向北开。（三）如此路不通，转向皖北开亦可，命令李品仙勿留难。（四）我已下令新四军过江后发弹十万并饷。”周因此颇感乐观，要求马上询问叶、项:“采取那条道路折进苏南，以便作更具体的交涉”。[62]

但至14日，已有消息称:“上官云相十三日未时解决我七千余人，另有千余人已命坚决解决。”毛泽东深知情势危急，因而致电周恩来称:“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63]时至于此，毛泽东等对事变性质的估计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当天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曾有电要求除苏北、山东部队准备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外，还特别提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