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单世联：农民与革命》

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但其发起者和领导者却主要是一些边缘知识精英。他们相互需要而又内含紧张，并非完全一致。革命者既是农民的代表者又是农民的教育者，毛泽东思想既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不只是农民革命要求的反映。党的群众政策实际上就是在满足群众与约束群众之间寻找平衡，所以无论是从农民角度还是从边缘精英的角度都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革命。

1、“革命先锋”？

现在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多次修改过的文本。原来的报告中，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乡间痞子当作贫农的一部分，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先锋。

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李维汉认为：“农村中确实有一些游民（或称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有革命性，在农运兴起的地方，打先锋的常常包括这样一些人。但是对他们需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中一部分易为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虽然参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对他们进行改造，防止他们的破坏性。”因此，他建议毛泽东删掉这段话，后来的《毛泽东选集》确实删掉了。但毛泽东没有改变其基本判断。1937年在与海伦•斯诺的谈话中还说：“我们称无田地的农民为农村无产阶级。我们把没有足够土地维持自己生活的贫农看作半无产阶级。”一句话，“无产阶级”等于没有财产的人。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李维汉的观点显然更为正确。把农村中的痞子列入革命先锋，肯定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地位”及其与生产资料的一定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平出发，从对现存秩序的态度出发。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衡量，上述角色根本不可能充当革命先锋。毛的现实依据在于，产业工人在当时只占总人口比例中的极少数，革命只能依靠那些生活困难又满现状的广大农民，而要在长期受中庸之道熏陶、满足于饱腹暖体、习惯于委曲求全的农民中发现革命的动力和要求，要想搅动死水一潭、几乎是千年不变的乡土中国，就只能靠那些充满报复和仇杀冲动的“革命先锋”。1926年5月至9月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就说过“梁山泊宋江等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言下之意是宋代就有无产阶级了。1927年2月12日，毛参加了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到武汉，更以名言“有土皆豪”、“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著称。据张国焘回忆，1926年12月，他曾和毛讨论过这一问题：“我向他说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但就“当前实况”来说，毛泽东的判断是有效的。只有首先借助游民暴力，才能把农民发动起来。这一点，深谙中国农民的作家赵树理有生动表现，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赵树理既不写地主富农的反抗，也不写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却认真揭露由流氓痞子转化而来的农村干部的阴暗面。“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和贫农容易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农民，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在冯德英的小说《迎春花》中，担任村妇联主任的是在外面做过妓女的孙俊英；在韩丁的小说《翻身》中，成为长弓村领导的，一个是染了梅毒的雇工，另一个是常常当土匪的人。几十年后，古华在小说《芙蓉镇》中以王疯子的形象再度提示了痞子的“革命性”。当然，“先锋”不是主体。作为革命队伍主力的，仍然是那些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是被“拉夫”的。比如在抗战初期的太行区，“当时由于强调‘大量’，因此出现了采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发展党员的现象，有的甚至用拉夫式的方式不顾条件地登记党员。结果，使许多不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人混入党内。”刘少奇不得不给省委写信“要反对拉夫主义”。要把如此散漫的工农组织成革命大军，非得有强有力的组织控制和思想规训。

例证之一是在1928年的湘南，农民曾以暴力反对革命。

湘南暴动后，国民党军队向郴州的红色政权进攻，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使来犯之敌难以生存。支持革命的农民原想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现在革命要掉他们的房子，于是农民拿着此前用来和反革命斗争的枪、梭镖和大刀来和共产党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一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共产党，打倒共产党！”

农民运动历来有狂乱屠杀的一面，且手段原始，从大革命到“文革”都有充分的表现。它本身无所谓“革命”还是“反革命”，关键看为谁所用。政治家的本领即在于释放并利用这一股巨大力量，这个本领是逐步学会的。湘南事件后，陈毅代理郴州县委书记，公开承认烧房子是不对的，对参与叛乱的农民既往不咎，由此缓和了与农民的关系。革命成功的奥秘，就是最终成功地把这一难以驾驭的力量“组织起来”。“组织”不只是激活、集中，也是改造、约束，即使之符合革命需要。

但湘南事件说明，农民并不只是被动的、受控的角色，他们内蕴的冲动和欲望也是党不能忽视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让群众的冲动和欲望有所释放。比如1947年晋绥土改，分局主要领导就在会议上说：“那种认为贫农立场不行，要无产阶级立场才行。我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我来领导你。如果这样讲群众路线的，就是不相信群众，脱离群众。今天看，出主意用干部这一套是吃不开了。要相信群众起来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对干部宣布我们组织中有坏人，如何办由群众处理，对任何人都如此，工作团干部，军队干部也是如此。处理干部先去问群众，不是先问上级，各级干部都要服从群众。现在……党内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恶霸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有的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有的起坏影响。要群众监督党，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教育党和干部，只有这样今后才靠得住。基本农会就是党，概念上要这样认识，因为一切都是通过农会，它实际上起党的作用。”这就出现了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对待党员干部的做法，“把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混淆起来。有些地方发展到乱打乱杀，错打死了党员干部和农民。”在晋绥党校，“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八蛋席’上去。”

2、农民、知识人和军人

农民的革命性源自其苦难。但苦难可能永远不能摆脱，压迫不一定遭遇抵抗。逆来顺受、一切都是命的传统观念可以有效地消解创造自己命运的冲动。要使客观需要转化为主观自觉，要使主观自觉转化为一场现实运动，需要知识人与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