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文化部（CulturalOfficeofSwitzerland）的波萨茨（NicolePousaz）介绍了2005-2007年，蒙古瑞士联合考察团（Mongolian-Swissexpedition）在波罗·高尔（BorooGol）地区发现的一片1000㎡的居址。该居址分为550㎡和450㎡两个相邻的居址组成。发掘揭露了6座半地穴式建筑和50处灰坑、排水道、火塘等遗迹。其中重点发掘了两座保存完整的房屋。这些房屋都配备有良好的取暖设施（heatingsystem）。这座遗址距离诺言乌拉仅20km，其绝对年代集中在距今1835±30至2250±30之间。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发掘所获资料进行器物类型学，碳十四测年、果实学（carpology）、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和微痕分析（micromorphologicalanalyses）。

乌兰乌德蒙古、佛教与西藏研究院的达尼洛夫（SergeyDanilov）、卒德诺娃N.V.Cydenova、巴斯巴罗夫（B.B.Bashibalov）从不同角度比较分析了他们新发掘的特列津（Tereljin）居址与以往发掘的阿巴坎、伊沃儿加、Abakan、Ivolga、BajanUnder城址。认为匈奴城址、居址存在着功能与级别的差异，例如特列津可能就是一处定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城市。其中发现的农具、饲养猪、和远东式取暖设施，以及汉代云纹瓦当、鹅卵石铺的雨散水不仅表明了匈奴部族与周边的联系，同样也揭示出匈奴社会内部的复杂结构。

在最后一节讨论中，蒙古科学院考古所的艾德内（Ch.Yeruul-Erdene）讨论了高勒·毛都（GolMod）、海尔汗（Khairkhansum）、后杭爱省（Arkhangai）匈奴墓葬出土的一种造型:长一只角、马头、鹿身。作者比较了诺言乌拉墓地、查郞（Tsaram）墓地以及中国、韩国类似的造型。认为它是一种马臀部勒带上或胸前勒带上的装饰品。它既是贵族区别于贫民的标志，也可能具有护佑死者灵魂升入天堂的象征意义。它很可能是欧洲神话动物--独角兽。

俄罗斯科学院的伯格达诺夫（EvgeniiBogdanov）比较了匈奴与中国、中亚、西亚等地同时期艺术题材与风格，认为匈奴艺术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周围许多文化的风格因素。在匈奴帝国土崩瓦解之后，这种艺术风格仅持续一段时间，便消失殆尽了。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金秋月（CatrinKost）对中国北方战国至西汉带饰牌进行了综合研究。她通过比较饰牌中单体动物、群体动物、动物搏斗、动物攻击、食肉动物、有人的多种场景的比例与墓葬级别、其他出土物的关系，发现:猫科（Feline）及猫科与羊亚科（Feline-Caprinae）组合的场景多于其他题材。食肉动物饰牌都发现在没有中国物品的贵族墓葬中。饰牌集中出土于中国宁夏、甘肃、内蒙的男性墓葬。

最后，华盛顿大学丹尼尔.沃（DanielWaugh）教授致闭幕辞。

本次会议可谓截至目前匈奴研究最成功的一次。我们注意到:多学科的引入已成为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早期单个器物、纹样的研究转向对游牧社会组织、聚落形态等深层问题的探讨；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国际合作促使蒙古共和国一批优秀学者的产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参与为这个研究领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新的视角。

以上仅是笔者在听会过程中的笔记和一些片面理解。限于篇幅以及笔者语言能力的不足，对其中理解偏颇的部分还望参加会议的其他学者及时告知、斧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马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