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一思想认识的转变，又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李鸿章的内政外交和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从认识到日本是中国的永远大患，到决心集中力量对付日本而“不及专顾西域”，最后发展到“以海防引其端”，而逐渐走向近代化的这一系列的思考，无疑是当时朝臣中对中外大势最为清醒的认识。只可惜这一想法并未被时人看重，而功亏一篑。

十九世纪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变革的时代，世界许多国家纷纷脱离中世纪奔向近代，遗弃愚昧落后的传统而接受西方文明。历史也同样提供给中国两次重要的机会，史学家们把这称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与戊戌变法那瞬即消失的机会相比，洋务运动毕竟有着二三十年的实践。这期间，李鸿章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即看到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同时又感受到日本对中国带来的巨大威胁。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加强海防的战略方针，为中国由一个内陆帝国走向海洋，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1）

一、“未始不为西洋多树一敌”

李鸿章对海防问题的关注，来源于其对日本认识的转变。李鸿章对日本有所认识，始于平吴战争在苏沪一带取得进展之时，其发端则肇始于肆习西洋兵器。同治二年，载负着调查中国社会的使命，名为“千岁号”的第一艘日本轮船驶入上海港。此时，随着平吴战事的顺利展开，李鸿章已开始涉足对外交涉。是年四月初四日，他致函曾国藩谈其感想:“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日本小国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酉遂一再缓期，此明证也。”（2）此时，李鸿章对日本一小国能以实力抗衡西方列强，投以羡慕之情，已溢于言表。他分析了日本之所以能这样做的原因，在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给曾国藩的信中说道:“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3）由于日本师其所能，故可夺其所恃。“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一言，表达了李鸿章对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已是备致赞佩之意，而毫无妒忌之情。

同治三年四月，在平吴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李鸿章举日本为例，上书恭亲王奕诉要求变法，函曰:

“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皇然变计矣。”（4）

以日本为榜样，走向西方学习之路，以求国家之富强，是同治初年李鸿章心仪之事。此时李鸿章不仅认识到日本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的重要，而且尤其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于是，李鸿章在外交上遂产生了联络日本以拒西方列强的设想。同治四年八月廿二日，他致函应宝时云:“日本来中国通商乃意中事，中国已开关纳客，无论远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无例可以拒阻，然未始不为西洋多树一敌”。（5）

同治九年，日本遣使来华议约。当时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多来自摭拾传说，存防祸之见，有轻视之心。安徽巡抚英翰奏:“日本向来为臣服朝贡之国，非如英法各国曾经明定条约者比。今乘我之隙而忽来尝试，其心实不可问。”（6）当时，满朝文武大员皆以日本不能与西洋诸国类比，不仅难比英法，甚至不如秘鲁，不同意与之订约。但李鸿章却不这样认为。是年九月，他在给总署的公函中声明:

“英法美诸国强逼该国通商，伊国君臣受其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虽于可允者应之，不可允者拒之。惟思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鸿章前闻日本与英法通商之约简严特甚。海关不用西人，传教不许开禁，即此二节，已杜许多后患；又求购泰西机器兵船，仿制精利枪炮，不惜工本，勿谓小国无人……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7）

将日本“联为外援”，“为西洋多树一敌”的目的，就是想分散西方列强对我中华之关注，同时联合东洋以抗西洋，增我抵御外侮之力。无庸讳言，在李鸿章的思想深处，仍以天朝大国自居，认定日本乃亚洲小国，可以合纵连横，为我所用。这是李鸿章“以夷制夷”思想在对日外交上的反映。（8）为此，他于十二月初一日正式上奏朝廷，明确提出同意与日本订约的理由。奏称:

“该国向非中国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因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自不如就其求好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縻……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9）

李鸿章同意订约的出发点在于联日制西，其目的一则为抵御西方列强之侵略；一则为牵制日本，以消弭后患。李鸿章当时已预感到日本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制器练兵以自强，其距中国最近，必为日后大患。中国联之则为友，拒之则为仇。至联络方法，为订约后派遣公使、领事驻扎日本各处，探彼动静，可预为设法牵制，是以中国派公使一节，李鸿章视为外交最要措施。中日签约后，清廷即派何如璋为驻日公使，长驻日本。（10）

必须指出的是，同治九年日本遣使来华订约之际，正值日本“倒幕战争”刚刚结束之时。当时李鸿章认为，日本战乱迭兴，既无图我之心，亦无图我之力。同治十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王凯泰的信中说:

“日本颇为西人引重，其制造铁厂铁路，练兵设关，一仿西洋所为，志不在小。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议论不一，实无图我之心。自明成祖强封日本王后三百余年，倭患遂起。今因中国肯与通商议约，喜出望外，愿从此各强兵固本，不独东人无虑，即西人亦不多觊觎。若仍因循虚饰，本自先拨，内患已增，又何论东西洋之纷乘哉？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