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玉教授曾在《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的长篇论文，对长期以来流行于国内学界的对相关问题的解释体系和“几乎铁证如山”的结论1提出质疑。李文紧密联系新文化运动这一特殊的历史场景，通过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及后续的〈三论〉、〈四论〉等文章写作背景的深入考察，和对文章文本的细致剖析，指出:（一）胡适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观动机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没有任何瓜葛；（二）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所批评指责的“过激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具体的代表人物是黄凌霜。胡适没有在文章中点明这一点，是鉴于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正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胡适不愿给人以趁火打劫充当政府帮凶的印象）；（三）胡适在这次争论中并未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2笔者完全赞同李良玉教授的分析和论断。3

这里，笔者想着重就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另一位当事人──李大钊──当时的活动和思想作一些分析与说明，以进一步论证和阐述李良玉教授的上述观点。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前后的李、胡关系；（二）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的立论主旨和争论的焦点；（三）“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后续影响。

一

要想确切地判断“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和意义，首先要了解争论发生前后的李、胡关系。

维系李大钊与胡适关系的重要纽带是《新青年》杂志和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1915年创刊以后，在它的周围逐渐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新文化运动阵营群体。李大钊和胡适很早就成为该杂志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1917年初，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上海迁往北京，成为北大新派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几乎与此同时，胡适和李大钊也先后接受蔡元培的邀请，赴北大担任教职。此后，他们都积极参与《新青年》及其卫星刊物《新潮》和《每周评论》的各项事务，成为《新青年》群体的两个核心人物。

如果我们细致地分析一下北大《新青年》群体的成员构成和活动，不难发现，这个人数庞大的阵营实际上是由许多若隐若现的小圈子构成的。这些小圈子的形成大致与籍贯、党派渊源、师承关系、留学国别、学术研究领域和个性化的文学（艺术）审美趣味的差异等因素有关（后来《新青年》群体的逐步分化与此有很大的关联）。而据笔者的观察，李大钊和胡适恐怕是《新青年》阵营内部各个小圈子中间人际关系和思想情感最超脱的两位，因而他们在维系整个阵营群体的团结方面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这种超脱，既与他们敦厚随和的个人性格有关，也与他们驳杂、多元的思想形态有关。就双方当时的思想形态而言，胡适主要站在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的立场上，以一种“宽容”的和经验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当时国内外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主张，能够自觉地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包容在需要引介、研究的“新思潮”概念当中；李大钊早年深受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观念的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开始热衷于对社会主义学说和苏俄布尔甚维主义实践的引介。不过当时他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主要以“进化论”和“互助论”为介质，将“平等”、“自由”、“博爱”看作其核心内涵；同时，他对所谓“阶级竞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解也被自觉地限制在“宪政”制度的框架之内。换言之，李大钊当时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布尔甚维主义”的精神与“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是不相兼容的（李大钊与一般传统的宪政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特别强调“劳工”和“妇女”这两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权益）。上述李、胡二人思想形态的多元性和相互兼容的特点，构成他们长期合作共事和共同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情感的和思想的基石。

客观地讲，在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李、胡二人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思想观念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并不表现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在这两个层面上他们的思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主要表现在:胡适比较多地注重于思想启蒙方面，李大钊比较多地注重于介入现实政治；胡适比较重视立言，李大钊比较重视力行；胡适注重输入学理的主要诉求是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李大钊注重输入学理的主要诉求是改造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过去，大多数国内学者似乎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时也夸大了他们思想差异的程度。在笔者看来，他们之间的那些思想差异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分歧，不如说是毛泽东所谓“矛盾无处不在”的一个注脚，或者是殷海光先生所谓“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之间的那种差别。

联系上述背景分析，再联系此前李大钊的许多文论，我们不难发现他和胡适之间在思想与情感方面的许多共鸣之处。事实上，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的许多内容也都是李大钊常谈的一些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与李大钊对一些问题的共同看法。例如:

第一，胡适在文章中说:“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4。与之相对应的，李大钊曾经说过:“我们谈主义罢，王揖唐也来谈主义；我们非主义罢，阎锡山又来非主义。究竟如何是好呢？”5

第二，胡适在文章中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6胡适这里所列举的一系列问题，均可见于李大钊的〈可怜的人力车夫〉（1917年2月10日）、〈胡适〈美国的妇人〉跋〉（1918年7月1日）、〈新纪元〉（1919年1月5日）、〈政客〉（1919年1月26日）、〈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1919年2月1日）、〈劳动教育问题〉（1919年2月14、15日）、〈战后之妇人问题〉（1919年2月15日）、〈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1919年3月9日）、〈统一癖〉（1919年4月6日）、〈混充牌号〉（1919年4月6日）、〈废娼问题〉（1919年4月27日）等文论。而这些文论又多是不久前在同人刊物《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上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