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博采》杂志 2009年第8期  作者:李桂花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歌德”与“缺德”》的面世，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文艺界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当时，由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登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引发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应不应该“暴露”、能不能揭露社会“阴暗面”等问题上，而且争论日趋广泛，进而出现了关于“歌颂与暴露”、“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线是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的《向前看呵！文艺》一文。这篇文章把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分成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揭露“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的人的悲惨遭遇。称这三类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广东文艺界就此展开讨论，并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同月《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指“四人帮”为推行其政治纲领而炮制的文艺作品。1977年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曾指出:“四人帮”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笔者注)的理论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工具说”，但也引发了人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等问题的质疑，所以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各种争论相持不下，终于由于《“歌德”与“缺德”》一文(以下简称“歌文”)的发表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

“歌文”中心思想是说，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视为“缺德”，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批判。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流韵”的影响，这种批判明显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如文章写到:“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作家，没有超阶级的所谓‘田园诗人’。” “革命的作家应当是阶级的眼睛，人民的手足”，“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而那种味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这样的语气和观点，在当时批极“左”肃流毒，且“伤痕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必然要惹起争议。一段时间内，《河北文艺》编辑部收到许多议论“歌文”观点的来稿，而且意见很不一致。于是，编辑部决定按照中宣部把文艺批评搞活的精神，借机开展一场讨论，明辨是非，提高认识。便在刊物第8期上选发了两篇不同意见的文章:一篇题目是《关于歌颂领袖的问题》，另一篇题目是《也谈“歌德”与“缺德”——与李剑同志商榷》。并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本刊今年第6期发表了《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两篇文艺短论以后，在读者中引起不同的反响。在人民内部，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开展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非常有益的。”表明了要把讨论引向深入。而对文章中存在的错误观点和所起的消极作用，编辑部当时尚缺乏全面的认识，因此按语中看不出明确态度。

争论逐步升级

这期刊物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大报刊，很快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批驳“歌文”。7月1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阎纲的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的批评文章，言词很“激愤”。说“歌文”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使不同观点的争论带上浓重的火药味。《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强调:“歌文”这些观点，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界的斗争实践和创作现状很不相符，同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背道而驰，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如报刊上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在这股冷风的后面，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文艺界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歌文”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周岳的文艺短评《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并转载了王若望的文章。周岳的短评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这篇文章是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随后，不少省、市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文”的批评。

8月2日，上海市文联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各界5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身体不适的巴金仍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同一天，上海《戏剧艺术》编辑部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集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批评“歌文”的观点，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8月10日至24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

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除上海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以外，文化部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会议再次批评“歌文”，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

在北京，8月17日，在陈荒煤、孔罗荪主持下，《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有中青年作家以及文学理论工作者、首都报刊编辑共80人参加的座谈会，以“深入批判《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繁荣文艺事业”为主题，赞扬三年来“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杆”，面对现实，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批评“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也批评了一些人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归罪于文艺界的观点。指出《纪要》阴魂不散，流毒远未肃清，影响更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吉林的《长春》与江苏的《雨花》、陕西的《延河》、广东的《作品》、湖南的《湘江文艺》、上海的《上海文学》、安徽的《安徽文学》、黑龙江的《北方文学》、河南的《奔流》、辽宁的《鸭绿江》、湖北的《长江文艺》、浙江的《东海》等12家省级文艺期刊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赞颂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的大好形势，批评“歌文”等对揭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危害的作品和批评阻碍四化建设的社会现象的作品横加责难，是一股“倒春寒”。强调作家要忠于生活，讲真理，说真话。全国许多文艺刊物如《星火》、《山花》、《延河》、《四川文学》、《思想战线》、《文学评论》、《文艺报》、《湘江文艺》、《当代》、《诗刊》、《长江》、《边疆文艺》、《福建文艺》、《安徽文学》、《戏剧界》等都载文参与对“歌文”的谴责和批判。此时，对“歌德”与“缺德”的文学论争已广及全国20多个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