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潮》杂志 2004年第12期 作者:张秀山 原标题: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1954年4月，在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我因为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受到“高饶事件”的牵连，被定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五虎上将”之首，受到党内处分。

发言背景

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说:“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为了保障总路线的实施，1953年6月到8月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接下来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从组织上保障总路线的顺利贯彻。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刘少奇同志为首，有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等同志参加的领导小组。

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1953年9月10日召开，10月27日结束的。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东北局参会的是组织部长郭峰和原干部处长李正亭。

我当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负责党务工作，组织工作、农村工作和军区的干部工作。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9月7日晚，郭锋同志在去北京开会前到我家，请示到中央开会的意见。我对郭锋说:这次会议很重要，中央很多领导都到会，可以向他们反映我们的意见和要求。我考虑主要是要干部，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任务很重，首先是配备好干部，所需干部需要中央帮助解决。我和明远同志已商量了，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给中央；另外，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让别的地区先说。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给我打电话，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我在电话中对安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后来，安子文同志又给我打电话，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进行了认真考虑，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但我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凯丰同志看过，他们就个别地方提了点意见。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同志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峰和王鹤寿分别向我转达说: 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未转给安子文。

19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销非常紧张。10月2日晚，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同志的报告。会议决定中央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通知华东局谭震林、中南局李先念、西南局李井泉以及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负责同志参加。东北局派我参加。

全国粮食会议是10月10日召开（对外未用“紧急”二字）。临走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粮食会议期间，同安子文同志谈了我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同时告诉饶漱石，意见已同安子文谈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要赶回去抓落实，就不到会上发言了。饶同意了。

10 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4日大会发言问题。当提到要我发言时，饶漱石说，我已找过他，与安子文也谈过，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少奇同志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饶漱石说，张秀山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少奇同志说，不要紧，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不会误了什么。当即饶漱石要郭锋告诉我准备发言。会议结束时，饶又向郭说，还是他自己去，并问了我的电话和住址。

晚7时，郭锋告诉我，领导小组会决定让我在14日大会上发言，他说，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这时秘书接到电话，饶漱石要到这里来。

饶漱石来到我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要你到会上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我说，听组织安排吧。因为我还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 饶说完就走了。

10月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最后一天。晚上会议结束，毛主席问我，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要讲些什么？我把安子文和刘少奇同志要我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的情况和我已同安子文谈的五点（原来是八点，后改为五点）意见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并就这几个问题进行了简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