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预感到事情不妙，抽身离开会场，嘱咐周家鼎快打电话询问傅崇碧。周恩来跟傅崇碧通完话，才知就是戚本禹从中作梗，打着中央名义，要卫戍区把彭德怀交给红卫兵。周恩来指示傅崇碧立即派人去把人要回来。

周恩来把戚本禹叫到办公室，大声斥责他:“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置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28日清晨，傅崇碧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当时11时，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29日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询问了彭德怀的“监护”情况，而后再次指示: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写信的用意自然是想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处境，也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到了2月，“文革”风暴更是席卷一切，一大批老干部纷纷倒地，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重了起来。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因为有了这些交代，虽然外面形势很乱，被“监护”起来的彭德怀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但是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彭德怀，现在只能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学习，扪心自问，写交代材料；这让他简直无法忍受。有一天，王金岭特地将侄女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却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做梦还又去了三线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