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前，耿飚是身经百战、横扫千军的著名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奉调外交部工作，成为杰出的外交家。

1963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耿飚出任驻缅甸大使，这是中央赋予耿飚的一项新的十分重要的特殊使命。

临阵换帅

1963年，缅甸形势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由奈温将军领导的缅甸政府决定同缅甸共产党举行和谈。这一和谈是在中国的推动下实现的。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首先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两国于1950年建交。同时，由于中共和缅共有兄弟党的关系，缅共在中国派有常驻代表团。由于缅共、中缅边界、华侨、部分国民党残余部队盘踞缅北等问题，缅甸在建交初期对中国有较大的疑虑。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两国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缅关系的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缅甸对中国的疑虑。

1954年12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谈话。毛泽东强调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革命不能输出”，并首次就缅共问题进行了劝和，但吴努没有接受。

1958年9月，缅甸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利用缅甸执政党的分裂，发动不流血政变，迫使吴努辞职，奈温自任看守政府总理。奈温本人是一位有政治见解和抱负的政治家。

1960年1月，在缅甸即将举行大选前，奈温以看守政府总理身份访华，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问题协定，使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得以解决。两国同时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奈温对中缅关系所作的重大贡献。

1960年2月，吴努在大选中获胜。在这之后的两年内，缅甸实际上存在吴努和奈温两个权力中心。他们在国内是政敌，但都对中国友好。中缅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使中缅友好出现了高潮。

耿飚于1960年1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他不愧是将军出身的外交家，有非凡的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因此工作效率很高。

以中缅边界问题为例，由于1960年4月吴努重新担任总理后希望能在他同年访华时签订中缅边界条约，而中缅双方需要为此进行大量的勘界、划界工作，任务艰巨而紧迫。然而，双方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有关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耿飚作为主管副部长指挥有方，起了重要作用。1960年9月底至10月初，吴努和奈温访华，参加中国国庆，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

1961年1月，周恩来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缅，参加缅甸独立节庆祝活动，并交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代表团，有关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极其繁重。耿飚全力以赴，动员了各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部署，使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事后，周恩来曾当面表扬耿飚的工作做得很好。

正当中缅关系一浪高于一浪地不断发展的时候，1962年3月，奈温再次发动政变，彻底推翻了吴努政府，组成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政府。不久，他宣布缅甸将走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成立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实行一党专政。在经济上，他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大力推行国有化，强行取消私人资本，缅甸经济出现了滑坡和混乱。缅甸政局中的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奈温是中国的老朋友，但对奈温推行的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初期没有公开表态，奈温颇感不安。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63年4月访问了缅甸。

刘少奇的访问对奈温有重大的影响。同年6月，奈温以缅甸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愿同各派反政府武装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并保证谈判代表来往安全。同月，缅共中央主席德钦丹东复函奈温，同意同革命委员会举行谈判。同年7月至8月，缅方同意，包括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内的一些在华缅共人员参加谈判。

中央考虑，鉴于奈温同缅共即将和谈，需要派一位懂军事的同志担任驻缅甸大使。耿飚是出身将军的外交家，在抗日战争后曾参加北平军调部的工作，在担任副外长期间，又主管缅甸，参与了1960年至1962年中缅两国的高层友好往来，并结识了奈温等缅甸领导人，显然他是十分合适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