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鹿希(摄于1992年4月)

拒绝采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我们决定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4月初，我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我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担心她挂断电话，我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我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

崇德中学

次日一早，我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

在北太平庄一个简陋的大院里，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

邓比杨小两岁。两人中学就是同学，大学又一起住校，关系很亲密。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较近的普渡大学。杨和邓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自然真挚，推心置腹。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后当即回国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时定的一份要见的亲友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