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农民们不再需要帮工，而他们也想重踏归途，便离开了那个村庄。由于他们干活卖力，和东家有了感情，临行时，农民们给了他们一些粮食，还给了他们几床破棉絮，以备夜宿时御寒，并将他们送出村子很远。

这时，他们已完全象逃荒的难民，不再引起百姓的注意。

吃问题虽然得以解决，但时已秋末，夜晚寒气袭人，住宿又成了一大困难。为安全起见，他们不敢到百姓家投宿。一到天黑，他们只有到沿途破庙空房或村头的草垛里过夜。如果连这样的去处也找不到，他们便在塘埂或山坡下挤缩在一起，熬过一个寒冷的夜晚。

但是，尽管经历了如此的艰辛，他们仍未逃脱做战俘的命运。

当他们走到南京附近的一个小镇时，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部队发现他们行迹可疑，便将他们抓去审问。当弄清了他们的身份后，便将他们送进了南京日俘集中营。

南京的逃亡者中，有几个比武藤等人的结局要坏得多。

8月下旬，日本第六军第三十四师团的5名士兵从浦镇逃出， 第二天就受到对日军怀着满腔仇恨的百姓的拦击。4名士兵被当场打死，剩下的一名士兵逃到山里躲藏起来，过了一年多的野人生活，直到翌年11月才被人发现，送交南京国防部遣返机关。当时南京的日俘日侨已遣送完毕，该机关只得发给衣物，将其送往上海，同那里的日本人一起遣送回国。

日本投降以后，驻华日军中除了不断有数人至数十人的官兵结伴逃亡之外，甚至发生过整个部队脱离建制集体逃亡的事件。驻华南某地第一0四师团所属第一三七、一六一两个联队，焚毁军旗之后，集体流窜于粤东的海丰、博罗一带；在东北，第一二五坦克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集合该师团残部及其他部队的溃散官兵共6000余人，逃入老爷岭山脉南端的林子头附近；活动于海防、四平一带的日军北满游击支队之一部，在军官的带领下，逃入通化山区；而30000多关东军在富永中将的带领下，逃入蒙江、临江、长白、抚松一带山区，大概算是日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