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愤青”郭沫若:一改逍遥潇洒才子风流情状

“愤青”郭沫若

与我们历来诗意的想象多少不同，郭沫若井喷的创作、奋力的笔耕，并不只受到“五四”时期狂飚突进气息的催动，也是囊中羞涩的表征。

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在这种生活中的郭沫若，开始变得富于敌意，以致“自卑”。

重新出现在上海滩的郭沫若，已跟过去斩断联系。花六年时间(自1918年起)，遍历炎凉，终于蜕去旧壳。他不但有了新的世界观，还揣着判然不同的自我认识、人生目标和生存哲学。这一次，失意、失落、失败没有重演。虽然开始在上海仍有一年多的跌宕，但显而易见，那个过去未曾跳出文人意识的郭沫若，正坚决朝社会的、政治的郭沫若走去，并在沸腾的广州完成转型。

大概在刚入20年代的时候，郭沫若一改逍遥潇洒、才子风流情状，变得烦闷激愤，对生活格外抱有不平，喜欢骂世和谈论“无产阶级”，乃至主张“暴力”。例如1922年他写道:

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连几年前情有独钟的泰戈尔，也成了唾骂的对象。

诸如此类的言语或情绪，突然增多了起来，令人不免诧异。所幸郭氏《创造十年》和《创造十年续篇》两篇自传(现编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郭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以下引文不另注出处者，均见此书)，留下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可供研究，我们只须将记述人的情绪、心理与事实本身做些甄别就是了。

大致到1918年，郭沫若的留学生涯都还是轻松愉快的。单说官费生，生活其实颇优越。不少拿着官费的留学生，衣食无忧，东游西荡。郭沫若本来也可以这样。但1917年起，他有了安娜，翌年又得子和夫，都靠“三十二圆官费”养活，登时“捉襟见肘”起来。

偏偏身体也与他为难。他来日本，选了学医。可是17岁那年，因伤寒致听力严重受损，原先在高等学校时，教室小，尚可勉强听课，升入九州帝大，都是大课，而“所有讲义都是口授笔记”，让他简直无法学下去。于是想改学文——大概学文基本可靠自修，不必依赖听课。然而，学文的出路较诸学医，何啻天渊之别。安娜就一直坚决反对。

郭沫若急于向妻儿证明，手里握着笔而不是手术刀，同样可以养家。与我们历来诗意的想象多少不同，郭沫若井喷的创作、奋力的笔耕，并不只受到“五四”时期狂飚突进气息的催动，也是囊中羞涩的表征。例如《浮士德》的翻译。1920年7月，他意外收到《时事新报》主笔东荪来信，说几个同仁组织了共学社，拟介绍海外名著，因见过郭沫若零星译过一点《浮士德》，特请他译全，报酬则稿费、版税听其自便云。“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娜不用说也喜出望外。”当时郭沫若正四顾茫然、不知所措，险些抛妻别子独自跑回国去，找个中小学教师之类的事挣钱。张东荪来信，好似雪中送炭、拨云见日。“我便立地写了一封回信，接受了提议”。他耗了一个暑假，译出第一部。译第二部时，因原作的艰难，实在不克胜任，于是写信给共学社，商问可否仅译第一部。岂知此信却泥牛入海，再无消息。译稿搁在那里，一个多月后复遭老鼠光顾，充当了“粉碎机”。这惨痛的经历，后来他这么说:

就这样，第一次受了黄金干先生(讽指张东荪及共学社)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戏称老鼠)的批判，使我那部译稿便成为一架残骸。而在第三次还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对我说:“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着这样的打击。”

三次“批判”中，恐怕还是老婆的“批判”最令他愧颜无地。

从1919年起，郭沫若便诗名大振，《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炉中煤》等名作，都已发表。许多人大概以为此时他早已名利双收，真实情况大相径庭——名头足够响，然而在经济上、生活中，却每况愈下。我们可借田汉之眼略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