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19日，是傅作义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日，为怀念傅作义先生，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给我布置了一个写文章的任务。并要求我多找几个人，从不同侧面写一写傅作义将军。

于是在1983年6、7月，我和郝德振先生从内蒙开始走访傅作义将军的部下。在采访过程中，傅作义先生在呼和浩特市郊建的59军抗日烈士纪念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工作结束回到北京向董老汇报时，我特意提到了傅作义先生建的59军抗日烈士纪念碑。铭文是胡适先生起草的，他用生动而简练的文字，叙述了傅作义将军率领59军全军将士与日寇战斗的经过。

原来，这些将士们昔日抗日的战场，并不在内蒙大草原。而在北京附近的怀柔县境内的长城脚下。

战火是由日寇企图侵占北平而点燃的。

这个关于墓志铭的话题把我的思绪

牵引到了战尘滚滚的72年前……

1933年3月，日寇侵犯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即溃，当了汉奸。日军趁势南犯，企图进捣北平。以29军宋哲元部为首的各抗日部队，与敌人血战十余日，后终因不能抵抗敌人最新最猛烈的武器，而使战局发生危急:北平眼看就要沦入敌手！

当时，驻守绥远的傅作义部，立即由张家口(3月初，傅部已由绥远开抵张家口)开到昌平待命增援。5月15日，傅作义部的59军开到怀柔以西，他们在敌军飞机的侦察轰炸之下，不分昼夜赶筑阵地，决心要在这最后一线的前进阵地上，血染着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

……

在这场战斗中，59军共有367人壮烈牺牲，伤残484人。

代价是高昂的，但将士们的血并没有白流。他们用血和肉，振奋了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士气，使敌人为之胆寒。在墓志铭上，我就看见了这样的记载:二十四日，“大阪《朝日新闻》的从军记者视察我军的高地阵地，电传彼国，曾说:‘敌人所筑的俄国式的阵地，实有相当的价值。且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殊令人惊叹！’又云:‘看他们战壕中遗尸，其中有不过十六七岁的，也有很像学生的，青年人的狂热可以想见了。’”

虽然59军取得了胜利，傅作义将军并不高兴。从烈士公墓的建立及墓志铭中的一段文字，我领悟到这一点。后来，从傅作义将军的回忆资料中，也看到了这一点。

59军艰苦抗战，用高昂的代价换取胜利的当天，国民政府却与日寇商订了一份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这就是以后正式签字的《塘沽协定》。《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让日寇不费吹灰之力控制了冀东22县。

傅作义将军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听到与敌人签订协定，并要求他的部队立即停火、后撤，心中十分痛苦，拒绝执行上面的命令。其经过是这样的:23日上午，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突然给傅作义打电话，告诉他:“协定将要签订，不要再与日方打仗了，马上撤出战场。”傅作义将军当即回答:“仗不能停。我马上派我的参谋长苗玉田去你那里谈情况。”苗玉田见到何应钦后，坚定地说:“在我们的抗击下，日军西义一师团已经不行了。胜利之师为何要与手下败将签订屈辱和约？政府非要签订，我们也无办法。但单方面让我军撤退不行。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后撤。否则，我军一个人也不撤！”何应钦知道傅作义将军是个“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人，当即答应再与日方商量。

下午7时，战斗结束。看着日军收拾完尸体，59军将士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们洒满鲜血的战场，撤退到高丽营后方。

对于这个令人十分不快的结局，不仅傅作义将军本人感到恼怒，他的全军将士个个都气得骂声不绝。傅作义将军的秘书当时就曾愤然写诗云:

塘沽协定事堪伤，自拆樊篱引虎狼。死战怀柔坚不退，放完最后一声枪。5月31日，停战协定在天津签字。为了永远记住在这个国耻的日子里牺牲的367名烈士，傅作义将军决定在自己的大本营绥远，建立一座烈士公墓，并树碑刻字，大力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