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纪念馆·来源:中国网)

优惠政策刺激商贸

管仲富国策之三，当推重视国际贸易和商业流通。

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管仲在吸引外商方面做足了文章，极具特色。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可见齐国当时不重复征税；税率则低至“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甚至在某个时期，对某些商品干脆免税，《管子·霸形》所载“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意思就是关卡只检查而不收税、市场只登记而不收税。

除在税收上让利于外商，齐国还以人为本，处处优待外商，承诺凡不按照规定对外商服务的官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与当今我国各地注重招商引资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趣的是，管仲将外商货物多寡与服务档次相挂钩，从而激励外商增加贸易量。《管子·轻重乙》记载:“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这就是说，拉一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另外免费提供马的饲料；拉五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则由政府专门配备可以自由调遣的人员。诸如此类的规定，对吸引外商来齐国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赞誉齐国“冠带衣履天下”，由此可见齐国商贸流通之发达。

奢侈消费拉动内需

拉动内需是当前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宏观经济政策。然而，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颇为重视，这可列为其富国策之四。

管仲任齐国相国时，居所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但司马迁著《管晏列传》时却说，尽管管仲比国君都富裕，生活标准也超过了他的行政级别，齐国人民却不认为管仲奢侈。

究其根本，在于管仲倡导的奢侈消费观念。管仲奢侈的生活不过是他身体力行为实践自己的理念做出表率罢了。

《管子·乘马数》有“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的语句，由此可见，管仲认为修筑华丽的台榭楼阁是调整经济的一项对策。《管子·事语》中“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的意思是指，不建筑高台亭榭，各种木材就没有销路。《管子·侈靡》篇更是将管仲的奢侈消费论推到极致，他建议“鸡蛋要在上面画上图案再煮了吃，柴火要先雕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用以烧火”。

实际上，管仲对消费问题有不同于传统节俭观点的独到分析。他的真实主张是奢俭并重，即不一味强调节用，也明确提出“高消费”的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富贾。以现代观点看来，管仲所倡导的奢侈消费，只是让“富者散资于民”的一种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以消费促生产。

调控妙用“无形之手”

齐国西部某年因涝灾发生饥荒，粮食短缺，粮价上涨，每釜达百钱；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每釜仅十钱。

两地价格不同，管仲据此建议桓公向全体国民每人征收三十钱的税，但要换算成当地的粮食缴纳。

这样，东部齐民要缴三釜，而西部齐民只缴三分之一釜，东部的粮食就大量集中到了齐国政府手里。政府将粮食平价散售于齐西之后，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粮价上扬，解决了粮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粮食售卖，最终使“齐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政府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模式。管仲深明“用价格配置资源”这个市场经济的关键，巧妙地利用“价格”完成了一次事关社稷并颇为棘手的宏观调控。

一个平稳的宏观经济奠定齐国富国强兵的基础，管仲富国策之五可总结为将国家宏观政策与市场价格巧妙结合的宏观调控艺术。

经济战降服邻国

鲁梁两国的老百姓喜欢织一种既厚又平滑的绸子“绨”。管仲就劝说齐桓公穿绨，并命令大臣穿绨，如此引领百姓也都穿绨，于是齐国的绨价格大涨！

鲁梁两国的国君见有利可图，就要求举国织绨。所有百姓都织绨，农业生产因此荒弃。

一年之后，管仲见时机成熟就劝齐桓公改穿帛，命令举国不许穿绨，同时闭关锁国，既不许进口绨也不许出口粮食给鲁梁两国。

鲁梁两国很快闹起饥荒，有钱买不到粮，农业荒弃已久短时间难以恢复，饥饿难耐的国民十之有六归顺齐国。

短短三年，管仲通过经济战降服了鲁梁两个国家，这就是管仲“服帛降鲁梁”的故事。如是还有买鹿制楚、买狐降代等。

上至君王，下至黎民，举国设“局”，管仲“经济战”运用之妙可谓之其富国策之六。

管仲以市场经济思想为依托而运筹帷幄的经济战可谓胜得漂亮。虽然当今专家多以《轻重》诸篇作于西汉，真伪有待考证，但仔细研读《管子·轻重戊》中记录的经济战精彩案例，对思考现代国际贸易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仍然大有裨益。(郭炉 姜健 王伟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