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1979年，“回城风”刮起，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守，其余人全部返城。

本文的“云南知青”，限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总计约10万人，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云南:其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有王小波、钟阿城、陈凯歌、邓贤、冯学敏、晓剑等，他们当中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二是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韧的大返城浪潮，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

本文试图厘清:知青返城大潮为何没有肇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肇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也没有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更没有肇始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知青，却肇始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并迅速波及全国？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

云南知青的基本构成

1971年3月8日，妇女节。重庆南开中学初二女生王庆华永远记得这个日子，“那天，菜园坝火车站，至少有上千个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哭成了泪人。”王庆华是泪人之一，她说:“记得我走在队伍最前面，怀里还捧着《毛主席去安源》”。小说家阿城《棋王》开篇的第一句，对这类场景作了准确的概括:“车站乱得不能再乱。”这一天，是重庆首批知青赴云南的日子，此后，重铁分局每周发一个专列，直到当年8月3日，共计发车24列，将两万四千多名十六七岁的学生娃送进云南。与此同时，500公里外的成都火车站，也重复着相同的场景。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不难看出，云南兵团知青的主体，来自外省市。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几经转辗，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10个月后的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

北京知青年龄差距很大。由于“文革”前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锐，思维活跃，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八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都离开了兵团，包括陈凯歌和王小波。

上海知青分两类，一类是城市青年，多为六九届初中生，人称“上海阿拉”；另一类是来自嘉定、宝山、青浦等县的农村青年，人称“上海阿乡”。“阿乡”是最委屈的一拨人，他们说:“我们在家里本来就是贫下中农，怎么还要跑到几千公里以外来云南接受再教育？”事出有因，缘于当时极左，上海要凑足输出“百万知青”的壮举，竟拉农村青年凑数。“上海阿乡”大多勤劳克俭，宽厚谨慎，组成了兵团连、排、班的一线骨干。

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龄最小，但生性耿直，敢作敢为，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性格，兵团好几次惊动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的大械斗，都是由重庆知青发起的。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其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总数6万余人，其中景洪一团的知青高达8538人。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在目前西双版纳绵延150万亩的橡胶林中，当年由知青开垦种植的仍占相当比例。

丁惠民（左）和战友在当年茅屋前留影

    两封信和一个女知青之死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乡》中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但当这场解决“城市人口”运动的“实验”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中央高层的信息，怎么会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将近30年后，笔者寻访到当年云南知青年“北上”总指挥丁惠民。丁是上海人，现定居重庆，“写那封信时，只是觉得该写了”。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据称后来写《棋王》的知青作家阿城（当时也是一团十营的知青）曾当过丁惠民的高参，丁的回答是:“没有这种事，阿城曾当面向我表示他反对请愿活动，怕知青出事。”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如今两人均定居上海）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激起知青情绪。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代表们的入场证很特别，全是知青的签名，每个代表至少要持有100人以上签名才能入内。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

10日，北上代表团尚未组建好，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闭幕的消息传来，该会议决定次年（1979年）再派遣80万知青下乡，更重要的是，“会议还决定不再承认兵团知青的身份，而把我们作为一般农场职工对待”。

丁惠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消息也让知青代表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批人要求立即北上，但丁惠民认为时机不成熟。最后通过筹备组表决，丁惠民的主张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

丁惠民担忧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批北上代表辗转到达昆明后，竟莫名其妙地弄丢了募捐来的几千元经费。失去资金的代表们，冲进火车站直接上车，被阻拦，他们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卧轨，致使贵阳到昆明的铁路线中断三天，而留在西双版纳的6万知青，几乎全部停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