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次叙述了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海军情结”、“工业化情结”、“百姓情结”和“‘文革’情结”；表现了毛泽东为保持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居安思危，艰辛探索，顽强追求的意志和品格；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毛泽东于历史感悟与现实忧患中形成的治国方略和防范措施，特别是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所始终具有的执政忧患意识及其丰富内涵。

毛泽东亲手缔造的新中国，已经走过整整60年的岁月。这60年里，前27年人民共和国的历程同毛泽东本人息息相关。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居安思危，不稍懈怠，夙兴夜寐，防患于未然，将防止新生的人民政权得而复失的问题，始终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形成长久萦绕毛泽东心头的执政忧患意识。

本文试以毛泽东的五个未了“情结”——“李自成情结”、“海军情结”、“工业化情结”、“百姓情结”和“‘文革’情结”为基本内容，从不同角度探寻毛泽东于历史感悟与现实忧患中形成的若干治国方略和防范措施，兼而论述这些情结共同归属的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及其内涵，回顾并追思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孜孜探索和不懈奋斗。

以此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一、“《甲申三百年祭》要永远读下去”——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是毛泽东眼中的一位英雄人物。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时，就列举了“明朝的李自成”。指出:“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1944年春，他读了陕人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一书，感到“获益良多”，托人“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并再次评价说:“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同时，他指人将该书“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

对于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毛泽东来说，他更加关注的，还是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

1944年3月，就在毛泽东阅读《永昌演义》期间，郭沫若应约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其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郭文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同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国统区的危机四伏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深谙国民党没落衰微的黄炎培向毛泽东坦陈:没有哪一代统治者能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全国范围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毛泽东开始考虑将来的新政权如何巩固的问题。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谨防在“糖弹”面前打败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了有效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滋生和蔓延，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明令:“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同年3月下旬，党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行前，毛泽东再次想起那位“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李自成。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另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直到党中央临时驻地香山，毛主席一路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1950年3月初，毛主席从苏联回国经过沈阳，由于当地招待有些铺张，“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搞铺张浪费)我们不能这样做。”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不仅是毛泽东的思考，也是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的共识。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时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对李自成从夺取政权到丧失政权的历史悲剧，建国后的毛泽东始终给予关注，直到他的晚年。1958年12月，他读到《三国志?张鲁传》时，又提到包括李自成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并对其性质和阶级局限等作出分析。1963年，作家姚雪垠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并将该书寄送毛泽东。1966年夏，姚得知毛泽东已于百忙中阅读了该书，认为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1975年11月，82岁的毛泽东对姚雪垠关于继续写作和出版小说《李自成》的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长期以来保持的“李自成”情结，折射出他时时担心政权不稳、江山变色的强烈的执政忧患意识。前人的教训，历史的警示，不仅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的记忆中，更促使他制定出一系列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决策和措施，如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全党整风运动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这些决策是正确的，许多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