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绝后25天的治丧报道

从9日下午4点开始，中央电台开始了治丧活动的宣传。原来准备的其他内容的稿件和节目根本无法再安排，事实上不可能再播出其他内容的节目，听众也不允许。除了反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以外，要播出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发来的唁电，播出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军委各总部各兵种的悼念活动，采写和播出首都党政军民以及全国各地人民的悼念活动及先进单位、英雄部队的悼念文章，综合报道瞻仰毛主席遗容，播发“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的社论，介绍各报刊登的毛主席生平照片，播发世界各国政府、政党和知名人士的唁电等。来多少播多少，几乎都是全文照播。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采访首都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报道小组，这个小组从采访、编辑、审定稿件、录音制作，直到合成节目，把成品交给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安排播出。全台节目统一安排，许多节目不挂牌子。

为此，节目时间可以随意延长。一次节目有多长？拿每天早晨半个小时的《新闻报摘》节目为例，9月10日为65分钟；11日为5小时20分钟；以后也常在四五个小时之间，而最长的是12日的《新闻报摘》节目，从早晨6点30分，一直延长到中午1点钟，共长达6小时30分，创下《新闻报摘》节目一次播音的最长记录！早晨的安排可以延长，可是晚上8点的《全国联播》节目如果照此安排，一直要播到第二天凌晨2点30分，而实际上全天播音是在凌晨1点35分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原来的节目分成几次节目，化整为零播出。

这么大的工作量，对台湾广播容纳不下，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广播，每种语言一天只有45分钟的节目(重播一次)，无论如何是容纳不了的，只能选其重要稿件播出，只能摘要播出，有的唁电只能点到为止或综合编辑播出。

在处理唁电和悼念文章中遇到了新问题：过去凡是发表毛主席的谈话、题词、文章等都是极其严格的，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可是大量的唁电和文章中谈到毛主席到此视察、题词、谈话，对此无法、也来不及调查核实，更无法送审。对此各新闻单位掌握标准不一致，随意删节也易造成严重政治问题。为此，中央电台归纳整理，提出了对播出这些内容几项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经上级认可后照此办理：过去已报过的主席的活动，这次进一步报道了细节，未涉及到具体谈话内容，可用；过去未报道过的主席视察、接见等，未谈及具体内容，可用；过去发表过的语录，未谈到毛主席在什么时候、针对什么问题讲的，这次交代了背景和细节，可用；谈到过去主席作过批示，未涉及具体内容，又确有此事，可用；谈到过去毛主席的复信、题词，有具体内容的，不用原话，可用转述的方式表述。

“临终嘱咐”播出“按既定方针办”

9月16日中央电台《新闻报摘》节目中，播出了“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惊悉毛主席逝世以后，沉痛之中，人们自然在思考和急切关注着毛主席有没有留下遗嘱？会留下什么样的遗嘱？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有遗嘱将会意味着什么。这是关系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啊！7天过去了，毫无信息，现在突然发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石破天惊，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当时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不说是“遗嘱”？这算不算“遗嘱”？如果是遗嘱，谁敢更改、隐瞒，为什么在《告各族人民书》中没有公布？况且“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

当时，姚文元对播出这篇社论费尽了心机，14日就向新闻界打招呼，16日要发一篇约有2000字的重要社论。可见是早有预谋的。社论的播出时间，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10点，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已经作了预告，让各地到时抄收。后来，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变动了三次播出时间，最后还是选择在第二天的《新闻报摘》中播出。对此大家有议论。姚文元打电话说：“深夜广播大家都休息了，听不好”，“社论还是要明天早晨广播。我这样决定是正确的”。当时，对姚文元为什么非要安排在早晨听众最多的“黄金”时间，抢在追悼大会的前两天播出“按既定方针办”的用心并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真相大白。

这一社论，在当天播出15次，17日播出6次，18日播出3次，三天共播出24次。

从此，张春桥、姚文元反复强调要多宣传“按既定方针办”。18日他们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指示我们的‘按既定方针办’。”19日他们说：“处理各省市区追悼会上负责人的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复的都要写进去，‘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30日姚文元在天安门城楼国庆座谈会上对新闻界的领导人说：“摘发言内容时，要把‘一定要按既定方针办’摘进去。”30日张春桥说：“告人民书、社论、悼词等一系列文件，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都已经说清楚了，简单地说就是‘按既定方针办’。”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频频出现在各类稿件和节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