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青年盼望已久的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今天上午在青年文化宫举行开业典礼，当即有一批男女青年报名。” ——《羊城晚报》1982年11月18日头版

迟到——大龄青年

大龄青年

名词

本意:

通常是指那一些年近三十而在恋爱婚姻方面尚无眉目的人们。中国人在选择自己的恋爱伙伴时一直比较慎重，年轻人的恋爱史大致要持续两三年，长的甚至可以达到令人瞠目的六七年以上，一旦超过了这个期限，结局大都是各奔东西。

延伸:在80年代，青年因为缺乏竞争力而被划入大龄青年行列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没有住房，人挺不错的小伙子、大姑娘常常就是因为在迟疑再三之后把谈了三四年的对象带到三代同堂的陋室时忽然间不幸沦为大龄青年的，但更多的人在他们已经大龄到不再是青年的时候，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

胡耀邦要求重视大龄青年婚姻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上叶，大龄青年带有贬义的称呼，特指大龄未婚青年，又称婚姻老大难，年龄超过了法定的结婚年龄，大到了不好找对象的程度，隐含着无奈，给人的印象，不是自然条件太差就是性格有问题，要不就是好吃懒做，带有很大程度的贬义。

大龄青年主要集中在老三届。上山下乡的知青大批返城后，多数人已30岁上下，还是未婚。返城后他们又忙于上学，工作，为生计奔忙，人生错位，错过了结婚的正常年龄。

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则几乎是全社会的共识，用“齐抓共管”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过一次会议讨论30岁以上未婚青年问题，胡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给予应有的关心和重视，各级工会、妇联和共青团要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抓好。

1984年6月20日，全国唯一一次婚姻介绍所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全国总工会举行。这时，30至40岁的大龄未婚青年北京市有3.4万，广州市有6万，天津市有6.5万。

1982年，中国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本次普查过程中，广东省凸现出一个问题——大龄未婚青年性比例失调，结婚难问题开始显现。“当时广东省30岁到49岁之间的未婚人口高达70万，其中男的有66万，女的只有4万。当时是男的娶不到老婆的居多，嫁不出去的大龄女少。”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人口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关秀芳如是说，她对这些再细分后，发现在广州、汕头等大中城市中，实际上嫁不出去的大龄女士数量高于单身男士。”

当年广州熟女难嫁，主要是30多岁的未婚男青年特别少，未婚大龄男女的人数比率是1:4。这是文革留下的后遗症，这批大龄女青年很多上山下乡，回城后再找工作、读书，错过了最佳结婚年龄。关秀芳说，当时团委、工会和妇联等部门纷纷行动，以政府出面的方式，采取多种方法，帮助她们解决终身问题。她说:“针对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广州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大龄女青年在选择伴侣时，可以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大几岁或者小几岁的，增加选择面。”

随后立刻有人反驳，如果女青年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小的，在生理上违反科学。因为连《婚姻法》都规定，男的应该比女的大一两岁。反之，女的找个比自己大好几岁甚至十几岁的，这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找个叔伯公，面子上也过不去。但这也不绝对，80年代，广东因为邻近香港，自然出现涉外婚姻，双方年龄差距超过20岁的婚姻并不少见。

为解决这一难题，在广州市团委的牵头下，广州市十大工业局团委商定，每个局轮班组织，发起了大大小小的交谊舞、唱歌或郊游活动，给城里的未婚青年提供一个交友平台。当时的人们热衷参加集体活动，又是组织给安排的，安全有保障，对于大龄青年来讲，参加类似的集体活动是非常时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