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宋立嘉在内蒙古执勤

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是在大草原上度过的，我们将永远珍惜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那些日子。有不少年轻宝贵的生命过早地倒下了，他们与大地结合在一起，而在这块大地上又茁壮地繁衍出新的生命。我们人虽然离开内蒙，但时时刻刻关心着第二故乡的变化，我们的兵团精神像内蒙草原上的红柳，遍地扎根遍地成长。

——青岛知青宋立嘉

青岛新闻网7月14日讯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于1969年。先后参加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有10多万名，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宁波、呼和浩特、保定等各大城市。1970年秋，宋立嘉跟随4000多名青岛知青登上西去的列车，奔上内蒙古大草原，成了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岁月已经遥远，但似乎又近在眼前，57岁的宋立嘉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峥嵘岁月中的许多细节。

圆了骑马的梦

我就是冲着内蒙古大草原能骑马去的。

到了内蒙古，果然辽阔无比，虽然我们去的地方是垦区，但马还是很多的。到那儿的第二天，我便央求老兵带我们去骑马。到了野外，一见成群的马正在吃草，我便急着去逮马，可马见了人就跑，怎么也追不上。老兵看我们瞎忙活，他却不慌不忙，只见他在地上拣了几块土坷垃放到军帽里面，一边摇晃着，一边急促地喊着“得得得”。真奇怪，好几匹马赶了过来，把头伸进了帽子里。原来，马以为帽子里装的是蚕豆。这时候，老兵抱住一匹马的脖子，麻利地掏出笼头给它戴上，然后飞身上马，骑着马一会儿就跑出去很远，把我们都看呆了。等跑了一圈回来，他让我们轮流上马，由他牵着马，让我们过过瘾。这就是我第一次骑马。

在内蒙古生活，必须学会骑马。那里地广人稀，交通不发达，马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刚开始骑马，是骑光屁股马，就是没有马鞍，主要是怕新手掉到马下时，脚套在马蹬里，容易让马拖死。骑马的时候，两根缰绳就像汽车的方向盘，拉紧左缰绳就左拐，拉紧右缰绳就右拐。乍骑马的人上马后往往使劲拉缰绳，其实这是“加油门”，拉得越紧，马跑得越快，想放慢速度，放松缰绳即可。那些日子里，我的屁股被马背磨出了血，走路都撇着腿。

1970年，在兵团四连大礼堂前

看渠

在内蒙古建设兵团时，我们团地处河套地区，黄河水资源非常丰富，所以，领导决定种水稻。

种水稻当然不能缺水，所以，看渠工作应运而生。看渠，就是利用主渠、分渠、支渠把黄河水引到稻田里去；过些时间再打开排水口，把水排到排水渠，引到排水站，24小时不停地用水泵把废水排到乌加河，最后流到乌梁素海。

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消耗体力，还要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因为经常发生决口事故，支渠还好说，用草挡土掩即可。分渠开口麻烦就大了，有时需调用几百人。春天时，黄河水还带着冰茬，为了堵决口，许多知青奋勇跳进水里，有的还为此献出生命。

我通常看支渠，一个人负责一大片地，相比较这活真轻松，有很多空闲时间。把水口打开，碰上水流量小，尽可高卧地头，看云卷云舒，天那么蓝，地那么广。有时美美睡一觉，耳边是渠水哗哗的响声，醒来的时候，竟有天地人合一的畅然。漫漫农田，只有几个看渠人，每天走来走去，特费鞋，干脆赤脚。到现在我练的“铁板功”，就是看渠时打的基础。碰上夜班，除了脚和青草摩擦发出的响声，没有其他声响，有时会在你脚底下倏地飞起一只野鸟，摸摸心还在跳，赶快大声唱起歌来。这下热闹了，兔子跑，成群的野鸟呼啦啦地飞到空中，老远传来战友的骂声。

兵团当医生

1970年我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不久，就被选拔当了赤脚医生。那时候兵团战士都是小青年，身体好，得病的很少。而驻地的老乡，看见我们赤脚医生很亲热，可以免费看病吃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有个小男孩发高烧，病情危急，我给打了一针，吃了些药，谁知竟奇迹般地很快痊愈了。孩子的父母万分感激，称我是“神医”，老乡找我看病的络绎不绝。一天老五恩找到我，他胳膊上长了个大肉瘤影响干活要我割掉。好家伙，肉瘤像个大馒头耷拉在胳膊上，一动就乱颤。既然老乡相信我，我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这个手术。我给老五恩胳膊上打上麻药，让他把脸扭一边去，告诉他，千万别看，然后根据医书上交代的那样划了一个“丁”字口，把肉瘤很快割了下来，最后，把“丁”字口缝合。还别说，手术做的很成功，拆线后，老五恩特别高兴，逢人就夸我，我的名声大震。

宋立嘉在知青见面会上演讲，旁边的两句话“仿佛已经那么遥远，似乎还是那么亲近。”唤起了很多人的美好回忆。

绣红旗

我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分在14团4连。我们连是一个农业连，种植水稻、小麦，当然，蔬菜也种，也养牛，养羊，养猪。当时到麦地锄地的虽然不是最累的活，可因为路远，工作时间长，乏燥无味，也是令知青头痛的。

那时候生活不好，手表是奢饰品。全连400多人只有两块手表。一块是现役副连长的，还有一块是我们青岛战友也是全连知青“老大”于建文的。于建文48连出生，比我们大6-7岁，个头不高，话语不多，像一个慈祥的老大妈。全连作息时间全由通讯员王景远吹号掌握，到十四分锄地因为离连队远，有十多余里地，吹号有时听不见，就采取吹号加挂红旗的方法。挂上红旗，就表明中午吃饭时间到了或晚上吃饭时间到了。我们在麦地里最盼望的是早早挂上红旗好赶快回去吃饭。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油水又少，干活又累，能吃饱饭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一口香

到内蒙古很短的时间，我就和当地老乡打成一片，经常到老乡家玩，最喜欢抽羊骨做成的烟袋，美其名曰一口香。

烟袋是这样做成的，剥羊腿骨，两端打通，找子弹壳一个，底部打眼，嵌羊腿骨一端中。抽烟时，把烟叶压入子弹壳，点火猛抽一口，吹出烟灰，再装烟叶。由于点烟麻烦，有煤油灯供点燃。煤油灯长期点燃，可以省火柴，又可以照明。通常老乡住的是土房，没有后窗，屋顶也是泥糊的，留的门窗也小得可怜。

抽的烟叶叫“昆仑不伦”，烟雾臭气熏天，吸下香气无比，劲大得很。女生进门，一闻烟味，又辣又臭，鼻涕横流，赶快逃跑，老乡说:“女娃子娇得很，四和尚（蒙语知青意）好对对（挺好的）。”听到赞扬，我也把又黑又亮的羊腿骨烟袋拿在手中，猛抽“一口香”。赶上吃饭，好客的老乡拿出大碗白酒，捞些酸菜，与你共醉。迷糊中，一曲曲苍凉凄婉的民歌在烟雾里腾起:“价（从）南上来个老汉汉，眼里流泪，嘴团团（没牙了）……”如今我也成了老汉，“一口香”吃不成了。歌爱唱，每次唱起内蒙古民歌，我都泪流满面。

1977年，宋立嘉的高考报名表

阴差阳错与77年高考擦肩而过

呆板枯燥的知青生活、辛苦艰难的大田劳作、大起大落的命运轨迹、由狂热到冷静的心理落差，使我逐渐认识到惟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就是知识。

从1972年开始，我就偷偷的开始学习文化功课，那时，读书是件让人异常兴奋的事，但是想找一本书可太难了。公开学习文化，很容易被领导和战友打成“另类”，那是“文革”后期呢。我利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各种英语广播讲座，没有书只有靠笔记和大脑记忆。当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坚持书写日记也使我以后高考中语文成绩获益非浅。

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那年高考是在严寒的冬季，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掀起新的高潮。我当时带领全排住在外地，挖排水渠，天寒地冻，就放炮炸开冻土层，然后指挥知青们运土，工作量非常大。住的是搭建的地窑，晚上寒风刺骨，点着个小煤油灯，复习高中课程，常常累得看着书就睡着了，为了避免发生火灾，油灯就放在冻土块上。半夜冻醒，哈哈气接着学，因为我知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拼了。

高考前夕，我正在工地上劳动，突然接到大学登记表被退回的消息，我借了匹马飞驰到团部，原来好心的战友把我出生的月份改为8月份，他认为8比9小，而在年龄上恰恰相反，弄得我啼笑皆非，那年高考我失之交臂。但在我心中上大学的梦想，始终没有破灭，我想只要有执著的劲头、刻苦的精神，知识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公平的，也就是从那一年，我开始了长达9年的复读、考大学的生涯。

1979年，我从内蒙古大草原返城回到青岛。知青回城的日子很不好过，找房子，找工作，找对象，在这同时，我又开始考大学的准备工作，城里学习条件比农村那可真有天壤之别，除了书好找，还有各种业余高中和高考辅导班，为了打好基础，我决心从头再来，先从高中学起，然后在高考辅导班中冲刺。每天在繁忙劳累的工作之余，就匆匆在各个学习班中穿梭，那段时间，我睡觉时间每天从没有超过5小时。心里有希望，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经过不懈的努力，我苦苦奋斗了十多年终于通过高考这个难关，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丰收的喜悦，实现了人生精彩的飞越，在1986年考上大学，那一年我已经34岁了。 （记者 任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