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学院是赤峰市唯一一所本科大学。
2003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组建。
校园占地912.63亩，校舍建筑面积22.9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4.22亿元。
建有实验中心、计算杨中心、多媒体教室、语音教室、千兆主干网、百兆交换到桌面的高性能计算机园区网和电子阅览室等现代化教学科研设施。
设置本科专业26个，高职高专专业60多个。
教职工1358人，在籍生近1.4万人。他们的直接最高领导是学院党委书记，名叫郑克。
四十年前，他是一名天津知识青年，不满十八岁，千里迢迢，来赤峰地区偏远农村插队落户。
四十年后，他是正厅级领导干部，教授，身膺重任，掌管着一所大学的正常运转。
2004年被评为赤峰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005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005年当选为中共赤峰市委委员。
学院领导职务之外，他还身兼多职，内蒙古高校思政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伦理学会德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写作协会副会长，全国伦理学会德育研究会赤峰市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有必要沿着他的人生轨迹去探寻人才成长的奥秘，去思索有关志向、理想、奋斗、成功等重大命题。
1951年12月，郑克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郑恩德，解放前的北洋大学电机学教授，解放后的天津大学教授。
母亲则在天津大学图书馆工作。
在同胞五人中，郑克排行老三。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弟一妹。
哥哥、姐姐年龄比他在了许多。都是自幼胸怀大志，刻苦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都是共和国的一代精英。
郑家一门，人才济济。郑克的哥哥、嫂子是清华大学第一批计算机专业高才生，毕业后，哥哥被分配到国家七机部，进入新疆罗布泊导弹发射场工作，嫂子则是四机部高级工程师。姐姐、姐夫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供职于大同医学院，一个是妇科教授，一个是皮肤科教授。妹妹现效力于加拿大温哥华大学生物研究所，妹夫则是台湾新竹师范学院美术教师。说郑家是教育世家并不为过。
郑克幼年时期是生活在福窝里的。在一般有工薪阶层每月仅有三、四十元收入，共和国的元帅们月薪不过五百元的时候，他的父亲月薪是四百多元。加上母亲的收入，五口之家的生活相当宽裕。即使是全国人民勒紧裤带艰难度日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郑家人仍无冻馁之虞。郑老先生其时是天津大学教务长，享受国家特供待遇。他老人家抽剩的烟头，都被嗜烟的同事们当成宝贝抢着吸。
郑家原住天津大学北五村，有保姆照料饮食起居。郑克四岁进入天津大学幼儿园，一年后，五岁的他成了南开大学附小一年级学生。无论是幼儿园还是附小，条件在当时天津都是一流的。设施先进，师资力量卓异，这为郑克的早期智力开发打下了很好的底子。
教授家的文化氛围自是与众不同，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客厅里经常有高朋造访，谈论、切磋的都是关涉国计民生、科学技术的大事。幼年的郑克现这些人频繁接触，就有诸多文化与哲思的因子浸润进骨子里。
1965年，在国家一级教授、我国著名的内燃机专家潘孝先生的带领下，天津大学七位教授奉调支援刚刚建校的天津工学院，郑克德先生亦在其中。已经在南开大学附中就读民的郑克，便随父亲的工作调动而转尝到天津市第七十三中学。
“文化大革命”爆发，郑克厄运连连。父母双双被关进“牛棚”，全家每月生活费压低到少得可怜的四十几块。保姆辞退了，住房压缩了，一个完整的家支离破碎了，有两户据说是顶顶革命顶顶可靠的工人理直气壮地搬进了郑家。
郑恩德行先生头上压着四顶沉重的政治帽子；其一，反动学术权威；其二，漏划地主；其三，漏网右派；其四，国民党员。其实完全用不着顶，只要一顶得到落实，一个人乃至全家人的政治前途也就彻底终结了。
我们有必要较为详尽地交代一下郑家的身世，从中可以折射出国家与民族的一段历史。
郑恩德先生祖籍东北，出生地在“文革”期间称作沈阳市新城子区马刚公社董楼子大队。郑先生小的时候，家境并不宽裕,但思想开明事理通达的双亲，口挪肚攒也要供儿子念书。1931年“9。一八”事变发生时，郑先生已是东北大学高年级的学生。全校师生不甘心做膏药旗下的亡国顺民，被迫走上了流亡之路，东北大学也就成了苦难深重的祖国的第一所流亡大学。
同年9月26日，郑先生东北大学部分师生迁往北平。教授们组织“教授代表会”，积极推动复课事宜。学生们自发成立了“东北大学临时学生会”，协助教授们开展工作。10月18日，学校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秘密领导下，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东北大学师生同仇敌忾，奋力冲破手持大刀的军警包围，孤军出动，游行路线自崇元观至西四北大街，再到荣誉奖民巷，冒晋寒坚持到夜晚，成为斗争中的主力、先锋。
1936年初，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将军在西安西门外选定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旧址为校舍，郑先生就读的东北工学院及补习班率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分校，时在西安驻扎的张学良将军为给东北大学创造适宜的发展环境，多方筹资15万元修建校舍。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后国破校散的处境，张学良奋笔在大礼堂基石上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难；至'九。一八'，愕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1936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一万多名青年学生举行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中心内容的请愿游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们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他们冲出军警严密布防的中山门，高唱救亡歌曲，向临澺进发，意欲直接向正在华清池小住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闻讯严令军警拦截开枪镇压，幸亏张学良亲自骑马追上学生队伍力劝大家返回，才避免了流血惨案的发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东北遣散，东北大学先是迁往开封并入河南大学，未几，开封的学生便迁来西安集中办学。1938年春，日军轰炸西安，东北大学再度迁校，由陕入川。
动乱的年代，辽阔的国土安放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在人生的岔路口，东北大学的学生做了三种选择，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留在西安，另一部分人试图走上教育救国之路。郑恩德先生选择了去美国留学，成了密执安大学的学生。1948年学成归国，初在燕京大学任教，不久即被北洋大学聘任。
北洋大学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其前身是英籍德人德琳于1887年在天津创办的吞纳学院。初称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北洋大学，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1917年院系调整，北洋大学法科移并于北平大学，从此进入专业办工科时代。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北临时大学。1938年3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45年8月天津光复，教育部下令恢复立北洋大学，着力在天津西沽北洋大学原址复校。10月22日北洋大学正式复校开学，茅以升任校长，共设两院十二个系。
1951年9月，奉国家高教部令，北洋大学于创立于1903年2月的河北工学院合并，改称天津大学。校址设于天津老城南之七里台。
号称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简单而荒廖的逻辑推理，试以郑恩德老先生例--
你即然在美帝主义那里喝了好几年洋墨水，把你的阶级属性定为“资产阶级”还冤枉吗？
解放前就在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大学任教，你难道脱得了“反动”的干系？
光是大学教授就当了十八年，而且当得那么有名气，你不是“学术权威”谁是学术权威？
把三个概念或称定义前后组装、连接起来，郑恩德先生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中央相关文件已经作出明确指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首先指向的就是两类人，一类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类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至于社会上通常所说的“地富反坏右”，不过是一小撮小鱼小虾，绝难掀起什么大浪头的。
父母进了牛棚，哥哥姐姐又不在身边，十五岁的郑克就成了独力支撑门户的男子汉。他要带弟弟、妹妹，还要给父母送些换洗衣服和尽量做得软和、可口一点的饭菜。
父母经常挨批斗，他有时还要被造反派们揪去陪斗。单薄的身子站在台了，他感到向自已投来的目光好可怕呀！那么多人，几百上千吧，黑压压、密麻麻地或坐或站了一大片，拳头紧握着，手臂起落着，怒目圆睁着，吼声嘶哑着，向他们高喊着“打倒”、“斗臭”、“砸烂”之类的口号。自已并不认识他们，往日无仇，今日无怨，凭什么结下这么大的仇恨？没搞运动的时候，这些人见了父亲，都是一副乖顺谦恭之态，张口教授，闭口老师，众星捧月般前后簇拥，真是巴结奉承犹恐不及，怎么仿佛只在一夜之间，恩师反倒成了敌人。是父亲变了，还是你们变了？
最可恨的是那些前来抄家的。戴着红袖箍，排着长队，进门不问青红皂白，一通胡翻乱搜。遇到值点钱的东西，悄悄进腰里。嘴里喊着横扫一切封资修的文化糟粕，把父亲书房里的书抄走了许多，有一些就扔在地上踩来踏去。他们还冲进郑克住的房间，见床头放着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愤怒地指着郑克鼻子问,喂，知不知道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看来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子是反动学术权威，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说着说着喀嚓喀嚓几下，把书扯得粉碎。看到《欧阳海之歌》，他们不说话了。赞颂勇救列车的解放军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似乎和毒草不沾边儿。过了一段时间，又说《欧阳海之歌》也有问题，一是封面设计有所影射，二是书中称道刘少奇《论共产党的修养》的一段话，三是作者金敬迈本人出了问题，也不知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父亲先后在天津工学院任教，所以两所大学的批斗会他都得参加。天津大学造反派批斗校长李曙森，勒令反动学术权威郑恩各陪斗。天津工学院集会批判专家治校，当然也不忘将郑恩德先生拉来示众。
每次去牛棚给父亲送东西，造反派都要搜身。郑克看到平时清洁成癖的父亲胡子长了，便去给父亲送刮脸刀。一个刮脸刀，要拆开分着拿进去，造反派在一旁监视着，刮完了立即拿走。是他们提防父亲自杀，怕担责任，还是真的对老人动了恻隐之心，良心上有所发现？
回七十三参加运动，郑克天天遇到的都是白眼，都是歧视，都是冷嘲热讽，都是不折派遣的人身侮辱。仿佛他身上带着致命的病菌，人人避之犹恐不及。他没有加入红卫兵的资格，更没有外出串联的权利。即使有人发慈悲放他走，家里的弟弟妹妹谁来照顾呀？从早到晚，寒署易节，时令在变化，他的心头却始终压着沉重的石头。出身好的同学都是红五类，戴着醒目的红袖箍成天在他眼前扬眉吐气地炫耀不已，自已却是黑七类子弟，只能忍气吞声屈沉社会底层。
1968年学校复课，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戊边。半军事化的生活，不戴领章、帽微的解放战士，辽阔的大草原，这一切对渴望摆脱政治困境的郑克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热血沸腾激情满怀地递上申请，却遭逢“政审不合格”兜头泼下的一飘冷水。那里是反修前哨，必得出身清白、政治可靠的青年去驻守去战斗，你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谁敢保证你不会偷偷越境投入“苏修”、“蒙修”的怀抱？你一个人叛国投敌了，我们大家是不是都难逃政治干系？
第一年走不了，第二年接着报名。这次是去千里之外的昭乌达盟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政审条件还能十分苛刻？农村就有地富子弟在劳动、生活、难道我郑克连他们的政治待遇都谋求不到？
谢天谢地，郑克的请求被恩准了。
弟弟被家里曾经的保姆接到了河北文安农村。弟弟离家那天，郑克心里痛楚，想嘱咐弟弟两句，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默念着这样的话；对不起，我的好弟弟，哥哥扔下你和妹妹，一个人远走高飞了。到了那边，你要听保姆阿姨的话，她是个有恩于咱家有大好人。等到咱哥俩再见面的时候，盼着都能长成个有出息的男子汉。
妹妹太小，身边必须有大人照顾。坏事变成了好事，母亲因此提前走出牛棚。想到几天后母子、兄妹就要骨肉分离，天各一方，三个人抱头大哭了一场。
郑克的父亲、母亲虽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父亲秉性刚直，嫉恶如仇，平素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惯好评论是非曲直。在那个知识分子动辄得咎的非常岁月，极易祸从口出招惹麻烦。母亲出身于京城望族，解放前家道渐趋衰落，但解放后划定成份定了个房产主。她性情贤淑温婉，颇具大家闺秀的风范。
1969年5月8日，郑克就要在天津东站踏上知青专列，去遥远的地方插队落户。在工宣队员的看押下，父亲也来为郑克送行。看着儿子一米六二的个头，以及单薄瘦弱的身板，刚硬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禁不住眼睛湿润。他想向儿子说一声：孩子、老爸对不起你，都是因为我的一大堆罪名，才连累得你小小年纪就要吃苦受罪。到了陌生的地方，千万少说话，多干活儿，处处小心谨慎，莫学我的样子口快心直，落下若干把柄抓在别人手里。心细如发的母亲则叮嘱郑克一些生活上需要注意的事情，年幼的妹妹拉着哥哥的手不放，生怕哥哥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此时的站台上哭声一片，高声喇叭加大音量播放革命歌曲，试图将哭声完全掩盖住，力求营造出个慷慨激昂、热情奔放的气氛，郑克身边，不时有哭昏过去的老爷爷、老奶奶、被人或搀或背或抬地弄出站台。
终于，列车汽笛长鸣，缓缓启动了。从车窗上已经望不见父亲母亲妹妹的身影，郑克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了下来。此一去关山阻隔，迢迢千里，尚不知未来的日子里将会发生什么。摸摸背襄中装着的马恩列斯毛硬铮铮沉甸甸的六本书，郑克心里有一点是明确的：努力学习，认真实线，在艰苦磨练中成长，一定要做个顶天立地的人。
列车到达朝阳车站，就有敖汉旗的人前来接站。摆脱城里极度压抑的环境，看不到楼房林立车水马龙的场景，郑克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轻松。站台列队登上大卡车，他觉得沿途风光处处新奇，甚至卡车后面冲天而起的烟尘，在他眼里都变得亲切、有趣。
到达敖汉旗革委会驻地新惠镇，马上见到了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的人群。是的，这里建筑物低矮陈旧，马路狭窄，当地人的衣着也很土气，这些在郑克看来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不知不觉间自已的心境变了。在天津，自已是被别人排斥、岐视、欺侮的“狗崽子”，而在这里，自已却看到了笑脸，受到了欢迎。
这里的人太热情了，端上餐桌的十几个菜，几乎是当地所有最好吃的东西。怕你口味上不习惯，脸上还不时表露出几许歉意。
到了敖吉公社，同样是热情欢迎的场面，差别只在于人数上少了一些，接风宴上的菜式少了几个。郑克发现越是到基层，人越朴实，笑容越真诚，人情味也越是浓重。郑克就想，看来自已这条下乡的路是走对了。自从“文革”爆发以老人农奴布了那么多的最高最新指示，每发布一条，都意味着家人要受一通折腾，父亲要增添一种罪名，只有定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才真正是给自已带来了福音，带来了命运的转机。被人尊重、受人欢迎的滋味真好呀！
郑克最终落脚于敖吉公社罗城大队小东营子生产队。全大队接纳了三十名天津知青，分到三个生产队。小东营子生产队分去十个男知青。青年点的房子暂时没盖起来，十个小伙子分到两户农家暂住。郑克的房东是蒙古族，叫马振祥，老两口把自已的孩子撵到偏厦子住，而把正房腾出一间让给知青们。郑克生平第一次见到土炕，伸手一摸，热乎乎的，一颗心顿时感到温暖起来。房东老太太抓住郑克的手，心终地说，这么小的孩子，从天津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家里大人舍得吗？说着说着，就直劲儿撩起衣襟擦眼泪。那一刻，郑克觉得老太太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里面都隐含着善良和纯朴，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老太太下地咕哒咕哒拉起了风匣，非要给小伙子们煮几个自已都舍不得吃的鸡蛋，小伙子们状也纷纷打开自已的手提包，拿出天津带出来的十八街大麻花一类食品送给房东大爷、大娘吃。刚刚见面的短暂接触，天津小伙子们就同房东处成了一家人。
小伙子们呆不住了，将行李安顿好就跑到了村边的甸子地里。老乡们正种着地，鞭子甩得嘎嘎响，点葫芦敲得匀称有力。有小孩牵着毛驴在打磙子，双脚迈得扎实、欢快。小伙子们感到很新鲜，凑到跟前仔细观瞧，想不到这田间生产劳动，竟也妙趣横生哩！
端起饭碗来，就觉得小米饭粗粗拉拉、碎碎杂杂地难以下咽，嗓子不好受，就多喝几口米汤往下冲。是啊，当你真正自然地融入农村具体的环境之中，你会丢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冷静平和地面对现实。与大城市相比，农村确实艰苦、贫困、落后，但政治环境好了，没有那么多争斗、纷扰和算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实在、真纯，对郑克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他有了笼中囚禁多年的小鸟突然一飞冲天的感觉，这种心情促使他看淡了物质上的东西，所有的困难便统统不在话下。
青年点很快盖好了，十个小伙子合兵一处，自已动手做饭。种地，他们摊了个尾声，开始只能干些技术含量不高的杂活，小活，诸如打磙子、打簸梭之类，偶尔也抓起粪簸跟在犁杖后头捋粪，粗一股子细一股子，刚走十几步便把满簸箕烘都倒光了，与下一个宽余堆间留下了断条的地方。没闻见粪味儿的小苗，很难长得茁壮结出丰实的粮谷，秋后产量就会大打折扣。马上生产队长或小组长就会跑过来，停下犁杖手把手地指导示范一番。
他们能够干得很好的活儿是栽树。每人发给一把铁锨，树栽子是从场树上现撺下来的枝条，用砍刀剁成尺把长的一段段，挖个坑埋进一截，再踩得密密实实不透风。老农指导他们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做，认真仔细，从不偷懒蹭滑。
进入夏季，小苗很快就青了垄，间苗的活儿是女人干的，小伙子们操起了锄头。别小看了这灶截木杠半截铁的劳什子，只要锄板插进土里，不使真劲甭想得回来。头几下子无所谓，毕竟年轻总算有点力气，干一会儿就觉得两膀酸疼浑身乏力。看当地社员干得不疾不徐，轻轻省省，从容换架儿，步态安闲，放到自已身上就是捉襟见肘，勉力难为。通身大汗淋漓掌心血泡遍布，头上烈日灸烤，脚下热土烫人。这垄头怎么那么长呀，耪了这么长时间竟然还不到头儿。能到地头歇上一歇，也好松泛松泛身子缓缓气力。好不容易随着大帮儿耪到地头儿了，屁股重重地坐到地上就不想起来。勉强支撑到中午收工，连扛锄的劲儿都没有了，十个小伙好像十个刚从战场上撤下来为溃兵，竟然拖拉着锄头双腿灌了铅似的走回青年点。一进门哪顾得上洗脸、做饭，一头张到炕上就躺了个四仰八叉。想睡，睡不着，全身每条骨缝、每个关节都是酸痛难忍。
两个多小时过去产了,又到了下午出工的时候。队长堵着大门口“嚯嚯”地猛吹哨子，屋里却没的一点动静。其宵十个小伙子谁也没有睡着，躺在炕上互相对望，眼神中流露出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哥们儿，我是累趴蛋了，不想去了，你还装硬撑子吗？最好咱们谁也别动弹，歇半天工算了！
突然，队长眼前一亮，青年点屋门开了，走出来的是体质最弱、体型最瘦，知青们按年龄排行的“老四”郑克。他也疲乏，他也累得没的了一丝气力，但一个念头一闪，给他平添了决心和信心，他自已问自已；我千里奔波到这个地方干啥来了？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呀！劳动关迟早要过，可不敢临阵脱逃，半途而废哩！今天眼前明摆着是横着一道坎儿，翻不过去你就是意志薄弱的逃兵；咬咬牙翻过去了，你就打赢了战胜自已的第一仗。人呀，失败与成功往往只隔着一步之遥，只差着刹那间的一个念头，一个决定。见郑克扛着锄头走出去了，谁还好意思躺到炕上装熊？于是鱼贯尾随而行，另外九个小伙子也咬咬牙跟了上来。
待到掌心的血泡变成硬茧，十个小伙子都成了棒劳力。在生产队耪地的人群中，他们不再只是跟二锄、跟三锄的，而是主动在前拉起了头锄。一般的社员是骑着一条垄，左右各耪一锄，一个熟背儿一个生背儿，郑克却是条条垄都是两个生背儿，干得娴熟自如。在这个只有四、五十户，二百多口人的小生产队，十个小伙子就是十个战斗力量最强的生力军。队长乐了，社员们高兴了，天津知青们成了村人交口称赞的一个群体。
田间劳动的郑克通常是这样一副装扮；大背心，大裤头，肩上搭着一条擦汗的毛巾。身上凡是直接裸露在阳光下的地方，暴晒得不知掉了多少层皮。他不再是初来乍到时那个文弱书生，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他学会了使役牲畜，大清早圈里抓上两条犍牛，赶到地里拉起一副踏地的犁杖。露水打湿衣裤，他只觉得清爽畅快。看着犁铧在两行齐膝深的庄稼之间翻出犁沟，他兴味盎然地直想开口唱上几句。傍晚卸了犁杖，他还要到野草茂密的地方放上几个小时的夜牛。牛们在安闲地吃草，他抖开随身携带的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脱下双鞋上下相摞，就成了一个简易的枕头。枕着鞋躺下来，眼睛望着满天闪烁的星斗，他在心里叩问自已屏自问自答；我是什么人？一位大学教授的儿子。为什么来到这么个偏僻落后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事，还要看机遇。即然不想当一辈子农民，为什么农活干得那么卖力气？这是一种习惯，不论干什么，都要力求做到最好。再说了，每出一天工，我得对得起劳动手册上记下的那十分工，不能让待我如同亲人的乡亲们背地里戳我的脊梁骨。
只是到秋收的时候，一摸起镰刀，郑克出工是明显的跟不上趟儿。甸子地里的谷子长得又高又粗，右手握的镰刀倒是把谷子割下来了，但左手却抓不了几棵。相邻的谷个子之间有着十几米的距离，别人可以一大把抓到地方郑克却要来回送上两、三趟。他着急上火，但无济于事。艰过好几天的反复练习，左手的抓把能力终于有了不小的提高。割山地豆子，必须起大早趁着有露水抓紧干，此时的豆秧是软的，不扎手，要是太阳上来把露水晒干，那豆荚就成了尖利的小刀，一会儿就会把手扎得鲜血淋漓。乡亲们有着足够多的生产经验，只管虚心学习就是了。
第二年种地，郑克就拎起了粪簸箕。两个相邻的粪堆间距是二十来步，保证把粪捋得均匀，没有断溜儿现象。
农村还得有用湿土夹板打墙的累活儿。墙筑得越高，墙下取土的坑越深，向上扔土的难度也就越大。没关系，郑克把扔土的技能练好了。墙上的人说缺几锨土，把土扔到什么位置，他总能嗖嗖几锨扔上去，准确到位，丝毫不差。
晚上，只要生产队不开会，他就在小煤油灯下看破自已从天津带来的马恩列斯毛选集六本书。他看得认真，潜心记诵之外，还要做笔记。别的青年点来人串门，看“老四”正在看破《共产党宣言》，惊讶得不得了。他们同衷佩服，知道“老四”是个胸怀大志、不肯稀里糊涂混日子的人，想法、做法都有与众不同之处。
1971年，郑克被抽调到旗革委会组织的斗批改宣传队。全旗二十四个公社，宣传队也得派下去二十四个，每个队有宣传队长，由“五。七战士”担任；有政委，由公社干部担任。副队长则是下乡插队的知青。郑克被委任为赴牛古吐公社宣传队的副队长。副队长还挺有权的，直接进入公社革委会领导班子。牛古吐距郑克插队的敖吉公社三十华里。全旗最穷的公社是“两双（双井、双庙）加一牛”就是牛古吐。郑克常住公社机关，抓农业不在行，主要负责社直单位的斗批改，协助开展整建党工作。自已尚且不是党员，却要参与整建党，仔细想想也挺可笑的。
斗批改搞到1973年，旗革委会主任牛辑武把在“五。七”干校学习的老干部包森、才吉尔呼等人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派到贫穷的地方改变落后面貌。牛主任亲任工作队队长，让郑克任副队长。工作地点还是牛古吐。那时的领导干部作风淳朴，工作不辞辛苦，下乡几十里路都是步行。一天半夜时分，牛主任带郑克顶着满天星斗去元宝洼大队，路上两人不停地说话，话题十分宽泛。听说郑克读过康德的书，盟委党校教师出身的牛主任很惊讶。就哲学问题试着探讨了一番，牛主任发现这个小青年头脑很不简单，一些观点的阐述还很清楚，并有一定的逻辑性。通过几天的直接接触，他喜欢上了这个清癯秀气的小伙子。
元宝洼大队有自已怕蓄水塘坝，想要发挥提水灌溉的效益，必须首先购置水泵。牛主任去塘坝实地察看情况，大队干部便问郑克：牛主任来了，饭到哪儿吃？郑克随口说了一句：你看着安排吧！这一个“看着安排”让大队干部想多了，也想歪了。当即杀了一只羊，还弄来了白酒。到吃饭的时候，羊肉、羊杂、白酒都端上来了。牛主任皱起眉头，显然有些不高兴。问这样羊肉是咋来的，大队干部谎称村里有人杀羊，我们不过是称了几斤肉，又买了一挂下水，根本不是因为你们来了特意杀的羊。牛主任只喝了一小盅白酒，就把酒盅一扣，端起饭碗吃起来。回公社的路上，牛主任问郑克大队干部安排饭的事儿，郑克也就实话实说。牛主任批评他，问题就出在这句“你看着安排”上，饭菜太寒酸了拿不出手，想搞得丰盛些、体面些就增加了大队的经济负担。咱们深入基层就是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哪能在吃吃喝喝上让人家为难呢？后来，郑克陪着牛主任接连去了牛古吐公社下属的千金营子、北台子、沈家窝铺等几个大队，吃的主食是苞米查子，副食顶好是一盘炒鸡蛋。在牛主任眼里，下乡喝上洒就是腐败行为。群众影响，干部形象，是他时时注意的大问题。
在牛古吐公社，郑克对农村的教育、卫生现状予以特别关切。他看到，学校的条件太简陋了，所谓的课桌、凌晨桌，都是用砖垛起来的一块木板。校舍破旧不堪，门窗漏风，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普遍存在。李家圩子有一户姓李的社员，妻子得了重病，但没有钱治疗，郑克捐助给他十元钱，让他赶快去请医生抢救。秋天，这位农民特意拎着鸡蛋来答谢郑克，让郑克很为难。郑克就想，什么时候我真的有了出头之日，一定要帮乡亲们在发展教育、改变缺医少药状况上出一把力。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只能是一句空话。
郑克还当了一段牛古吐公社整建团领导小组副组长。公社革委会领导看他干得挺地道出色，就想让他留下来当公社团委书记。牛主任对这件事也很上心，当盟革委会主任顾向良来敖汉旗牛古吐公社视察时，牛主任还出面向他特意要过编制。可惜当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最终没有解决。
1973年春，郑克回到敖吉公社罗城大队，任大队，任大队团总支书记。
他还以大队兵营负责人的身份，带领民兵们参加沙通铁路土方路基的修筑任务，在工地上，他负责宣传鼓动，一手大板刷字写得十分漂亮。
同年5月临时抽调到公社帮忙，成为公社团委委员。
连续多次，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知道，以他的家庭情况，入党几乎就是个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他只是藉此表达一种心愿，一种政治追求。
公社政工组长司守英代表党组织找郑克谈话，肯定了他的申请书写得恳切、实在、发自肺腑，说明他的确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好青年。当面了解他的家庭情况，郑克心情紧张，但据实以千。讲到父亲头上的四顶帽子，郑克就觉得自已政治目标的实现太过渺茫。司守英沉默有顷，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你的情况，我们都比较详细地了解过了，坦率地说，你是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你下乡四年，只回过两次家。第一次回天津，你只在家里呆了六天。你看到小东营子生产队的群众对化肥不认识进而有强列的抵触情况，你就决心搞个对比试验，请求大队拨出水浇地的四根垄搞试验，甚至立下军令状如果化肥试验效果不理想，情愿一年的口粮不要了。结果这四根垄追上硫铵，庄稼长势明显好了一大截，产量增加幅度也很大。这一下群众认可了化肥，全大队铺开，全公社普及，敖吉那边还派人前来参观，都夸你带了好头儿。还有，小东营子水渠两边都栽上了树，学习东方红大队的经验，也搞起了四道防风林带，我们知道这当中你出力最多。你平时经常背着粪筐走路，在积肥方面做得也很出色。还有，你的群众关系也很好，小东营子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对你的评价都很高。我看你只管大胆、积极地申请吧，我相信，你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你知道吗？学校几次让你当教师，我投了几次反对票。我对学校的赎说，你们就不要再打郑克的主意了，这个青年得往政治上发展。
一个月后，公社党委通知郑克填写入党志愿书，到公社取表格，填完面交公社党委书记李国珍。过了几天，公社七委会副主任白汉儒找郑克谈话，告诉他，你的家庭情况组织上已派人详细了解过了。说说你父亲的四顶帽子吧！说他是漏网右派，这太牵强，反右运动中没打成右派，说明人家根本不是什么右派。这右派还是后补的？至于国民党员，根本就搞错了，你父亲解放前加入的是民盟。咱们公社革委员主任高承和同志是五。七战士，他知道民盟一直都是共产党的盟友。至于所谓的漏找地主，沈阳市那边的董楼子大队已经开具证明，土改时，郑家只有九垧地、四间半草房，说是下中农还凑乎，同地主根本沾不上边儿。你父亲土改时是学习，后不定期一直在外地工作，当时没给本人定成份，即便定，应该以其职业为准。反动学术权威嘛，在咱这农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个罪名。但凡知识分子，都得有个思想改造的过程，这不是个问题。
郑克不由得激动了，听白主任的意思，父亲的所谓四顶帽子没有一顶能够落实，他老人家根本不是敌人，我也不是黑七类狗崽子。阻碍我入党的唯一障碍已经排除了，自已真的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了。感谢这里的党组织，对我的政治生命问题是这样的负责任。感谢这里的乡亲们，把我的一点一滴进步都记得如此清楚。
晚钣是在公社食堂吃的。五、六个人均面露喜色，都是公社的主要领导，大家心照不宣，都为郑克的事感到高兴，但谁都没有说什么话。记不清当时是谁透露了一句，说对郑克在车罗城大队小东营子生产队的所有表现材料都是由姜海春负责收集上来的。
离开公社机关回青年点，要走五里路，途中还要穿越一片树林子。郑克一边走,一边沉浸在喜悦、酸楚交织的思堵中。想很多，漫无边际，激动的心情平静了，脑子里清晰地跳出一个提示信号：从今往后，沉重的家庭出身的包袱彻底甩掉了，我成了同大家一样的人。不知不觉间，他听到了车罗城村里传出的狗叫声，才意识到自已多走出了二里早稻，赶紧掉头返回。
郑克终于迈进了党的大门，成为敖汉旗下乡知青中唯一一名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刚刚过去，他便作为盟团代会上选出的省团代会代表之一，于1973年3月5日光荣地出席了辽宁省第五次团代会。在昭盟代表中，他结织了当时在全国都有名气的当地下乡知青柴春泽，结识了来自喀喇沁旗的天津下乡知青汤永东。
这一年恢复高校招生，依旧是工农兵学员，但必须走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程序。推荐表由大队、公社、旗三级党组织审阅盖章，选拔则是要参加考试。可喜的是，天津高校特意派人回招天津知青，内中就有一个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名额。参加报考的下乡知青中只有郑克一个党员，而旗团委、旗文办教育局与旗革委会主任牛辑武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个南开的名额应该给郑克，因为他是全旗下乡知青中表现最突出的。
准考证发下来，郑克的编号为73号座位，正巧与他在天津就读的母校73中数字吻。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会不会是某种预兆？走进考场，对号入座，郑克是一进门的第一个座位。旗文办主任白文涛领着南开大学前来招生的工宣队负责人齐振生走进考场，特意介绍了郑克几句，看到齐振生满意地直点头，郑克明白旗里相关领导已经把自已的情况提前介绍给了他。考完试的第二天，郑克还在意新惠停留，晚上，旗团委书记李启华一脸沉重地来到郑克住的房间，告诉他，南开大学去不成了。齐振生看了他他的所有材料很感动，认为能在青年点入党的人，肯定干得十分出色。但他是天津市各个大学都熟知的反动学术权威郑恩德的儿子，把他招回去，没法向学校交代。打电话请示，工宣队长说，还是慎重点好。这一慎重，你就被挤出了局。
心里咔嚓一声钝响，郑克清醒地知道，作为津门儿女，从下乡知青的角度考虑，他与故乡的情缘遗憾地被人为的因素给切断了。
感谢敖汉旗文办主任白文涛吧，这么个正直坦荡、爱才惜才的大好人，公开在招生会议上对来自辽宁各所高校的人郑重、详细地介绍了郑克的情况，然后大声发问，就是这么个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而且是全旗知青中唯一的党员，你们哪所大学敢要？就有辽宁第一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王凯应声回答：我们要！这三个字，决定了郑克一生的命运。
1973年9月，郑克来到朝阳，走过一段盘山公路，迈进辽一师的十里校园，成为政教系的一名学生。辽一师原为沈阳师范学院，建校很早，1965年迁至朝阳。“文革”后期辽宁省恢复两所师范学院，其中大连师范学院称辽宁师范学院，朝阳的这一所就叫了个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很有点论资格排座次的味道。校舍较为简陋，平房居多。沈阳师范学院的下迁，给自身的建设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政教系共招收了两个班，郑克被任命为一班班长，系党支部组织委员。第二年任系团总支书记。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来自抚顺市的女子，名叫佟桂琴，为清代满族佟佳氏后人。康熙帝舅父佟国维、佟国纲，其实都是佟佳氏。两个人同窗学习，相处日久，很自然地擦出爱情的火花，最终成为夫妻。
三年学习期间，级左有环境无法彻底摆脱。直到毕业前夕，郑克还能听到这样的议论：郑克的父闪是天津市有名的反动学术权威，他本人怎么倒成了工农兵学员呢？
毛主席逝世，举国痛悼，推迟了郑克他们的毕业离校时间。1976年10月，郑克毕业，按“哪来哪去”的分配原则，重返昭乌达盟。佟桂琴则回了抚顺市。两人执手暂别，互道珍重，相约来日聚首，共渡鹊桥。
郑克最终被分配到赤峰师范学校，成为教育干部科一名青年教师。这个科负责教育界干部培训，聚集了几位大名鼎鼎的老师教师。王庆震、刘硕、张喜春、朱抚生、柯大课、胡大展……个个业务精通，实力不俗。一听郑克的父亲也是“文革”中遭迫害的大学教授，不由得在思想感情上拉近了许多。老教师们“文革”前被发配、流放来到这里，“文革”中又挨过程度不同的批判斗争，心灵上都有累累创伤。莫看郑克年轻，但个人经历堪称坎坷。两代教育工作者便在日常频繁接触中，建立起了更多的理解与信任。粉碎“四人帮”后，赤峰教育界元老、曾亲身参加过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原赤峰师范校长于渭汉官复原职，经众老师热心推荐，决定启用郑克这位“少壮派”。正值拨乱反正、医治“文革”创伤、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关健阶段，郑克被调到政工组，负责为老教师们重新做历史结论。
郑克面对的是一长串名单：王庆震、刘硕、张喜春、丛鉴、柯大课、朱抚生、朱光华、胡大展、胡延禄、于春光、李邦谦、马立原、熟洪、静恩恒……每个人都有厚厚的一个档案袋,每个人都有坎坷多舛的人生经历。
单纯以家庭出身划线，无疑地，这些人中富家子弟居多。他们求学的年代，没有一定的家底支撑，是连校门都难以迈进的。即使纯然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他们本人又有多大罪过！试看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中，出身所谓的剥削阶级家庭的还少吗？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需要尊重历史，有明晰的时代观念。
再说他们装入档案袋里的所谓问题，不过是在那个“引蛇出洞”、以“阳谋”反制“阴谋”的特殊运动中，他们没有政治经验，积极响应号召帮助执政党整风。意见提了一些，大多局限于本单位，顶多是本地地区，出发点就是根除种种弊端，树立正风正气。言辞可能激切，态度有失强硬，观点难免偏颇，就被人结结实实逮个正着，打成右派、沦落为政治贱民，赶出通都大邑，流落塞北蛮荒之地。
典型的例子，丛柯大课夫妻两个，当年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才生。丛鉴是山东大汉，秉性刚直，本是家境贫苦的人，对执政党一向感恩戴德。反右运动初期在北师大校园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针对社会上和学校管理方面的弊端掏心窝子地提出了几条意见，马上被打成右派分子，在校内多次挨批斗。那个时候，丛鉴与柯大课已经确定了恋爱亲系。丛鉴成了右派，柯大课就倒了霉，“组织”出面做她的工作，要么公开声明与丛鉴划清界限，分道扬镳，要么同丛鉴一起完蛋。“组织”还特意策划了一次批斗丛鉴的大会，作为检柯大课政治立场的“分水岭”。深爱着丛鉴的柯大课有着自已的操守，怎肯向恋人违心地泼污水？批判会上，她只是默默地流泪，不发一言。若得“组织”十分恼火，指导她同丛鉴一起发配塞北，这才辗转来到了赤峰。
从业务上看，这些老师学问根底深厚，敬业精神强，多年来充当着赤峰师范的台柱子。被人冤枉着压制着误解着冷落着，他们心里苦水满满，但从不肯懈怠自已的一摊子工作。
由于了解自已多灾多难的老父亲，郑克也就了解了这些可敬可亲的老教师。一年的外调枋实，无数次地鉴定甄别，郑克凭着自已的良心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替这些老教师做出了实事求是的政审结论，帮助他们甩脱政治包袱，一身轻松地为教育事业继续操劳。
1978年12月份，经国务院批准复昭盟师专，郑克负责筹建学生处并任处长，具体分管招生、毕业分配和学生管理。
1985年改任师专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待到原盟教育局局长司风岐任师专校长时，郑克扮演着党委副书记的角色，主抓师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分管校报、学报、指导工会、共青团开展活动。
1986年任师专副校长、分管行政、后勤、，一干就是十二年。
1998年任赤峰教育学院第五任院长。
2003年五校合一建起赤峰学院，郑克荣任党委书记。
郑克怀念故乡天津，大半生有多次调回天津的机会，天津市委、市政府的现任主要领导都做过诚邀他回津工作的具体安排，但他就是割舍不了赤峰这片热土。
一旦回到天津，听到家人、同学、朋友的劝告，似乎感到调回天津自有一番道理。
然而一踏上赤峰的土地，他就觉出了自身血液的温度，坚定了扎根第二故乡的信心。
他忘不了于渭汉老校长在任时，为了能让佟桂琴下定调来赤峰的决心，老人家亲自用自行车推着他的女儿郑晨到家里吃饭。老人亲切地做佟桂琴的工作：来吧，到我们赤峰吧，我敢保证，你永远不会为今天的选择感到后悔。
他常想，能够当上赤峰地区唯一一所本科大学的党委书记，这是全市460万人民的重托啊！唯有努力工作，以不负百姓期望。
尽管办学困难很多，制约因素很多，但与自已当初下乡时遇到的那些困难相比，眼前的所有困难统统微不足道。
2006年，郑克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德育大课，有个学生平时性格郁闭，与同学们交流不多，听了郑克的课，思想上触动很深，感到他就像自已的父亲一样亲切、慈详。课下那个学生问郑克平时在哪个办公室上班，他以后有了想不通的问题可以找您当面交流吗？郑克回答，当然欢迎，我的办公室在正对校门的行政小楼305室。事后，那位学生没有爽约，真的就去了行政小楼305室，见门口挂着“党委书记室舌”的牌子，惊得直吐舌头。
这是两代人的平等对话,和谐沟通。这是春风对于绿草的关爱。
立足当地，面向全区、辐射周边，继续承担当地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培训任务，同时举办人文、理工、经管、医学、农学、纺织等学教育，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技能型高级专门人才，逐步把学院办成融普通高等教育、成人继续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一体的办学特色鲜明、服务地方的综合性本科院校。
这是赤峰学院的办学方向。
这是郑克对第二故乡人民的最好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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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柴春泽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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