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同大多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初中生一样，少女胡舒立也曾到山西农村插队，说起这段做农民又当兵的日子，她的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苦难的内容。颠沛流离的生活反倒使她早早地开始独立，树立起朴素的“社会平等意识”，以及一种真诚的心态。

随着2009年10月传出人事动荡新闻，《财经》成为海内外媒体报道热点，相关搜索达上百万。这一切都是因为胡舒立—《财经》的一手缔造人，中国财经新闻“女教父”，《纽约客》笔下中国媒体“梦游”状态的挑战者—11月9日她正式辞职，200多人团队里有140多人集体离开，宣告了曾经针砭时弊、揭黑反腐、被誉为“中国媒体良心”的传奇告一段落。然而，正如《财经》资深员工所说:“没人不尊敬《财经》，除了它的敌人，甚至有些敌人也尊敬它。”

“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这里的“它”指的是谢国忠为之撰写专栏的《财经》，随着2009年10月传出人事动荡新闻，《财经》成为海内外媒体报道热点，相关搜索达到百万。没有任何一本杂志可以引发这样的关注度，这甚至让人难以相信它本来只是每期卖出22.5万本、致力于报道财经领域的刊物，

这一切都是因为胡舒立—《财经》的一手缔造人，中国财经新闻“女教父”，《纽约客》笔下中国媒体“梦游”状态的挑战者—11月9日她正式辞职，200多人团队里有140多人集体离开，宣告了曾经针砭时弊、揭黑反腐、被誉为“中国媒体良心”的传奇告一段落，然而正如《财经》资深员工所说:“没人不尊敬《财经》，除了它的敌人，甚至有些敌人也尊敬它。”

好莱坞版诞生故事

胡舒立与她的《财经》，有一个类似好莱坞传奇的开端。

一段见诸James McGregor所著的《十亿消费者》的描述中，1953年出生的胡舒立在19岁时敲响了一扇影响她日后一生的门—江苏阜宁图书馆管理员、中国著名战地记者恽逸群的房门，在“文革”中被贬的恽逸群“像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胡舒立，不仅倾囊而授自己多年的知识，还把对中国政治、官僚系统的了解详细解释给她，为困惑的胡舒立指引方向。

即使没有这段神奇拜师经历，胡舒立与传媒的渊源依然很深。她的大外公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外公胡仲持也是新闻出版的老前辈，母亲是《工人日报》编辑，世家背景下胡舒立高考首选志愿却是北大中文系，当糊里糊涂被人大新闻系录取时，她还非常失望，跑去找大外公胡愈之说不想学新闻，胡愈之笑着答道:“这个专业很好啊，你应该去学。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闻将会再次重要起来，等着看吧。”

“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从体制内的《工人日报》开始职业征程，敢拼、勤奋、有耐性是贯穿始终的品性。因一系列揭露性报道被“外放”厦门后，她不仅面见了政府部门每一个人，包括和市长打桥牌，还顺便去厦大学习了英语；跑金融时为了接近吴敬琏，她开着吉普车送他去机场，坚持许久终于打动了吴敬琏；在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担任国际版编辑后，她“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批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后回国推动证券市场的中国人，如高西庆、周小川、王岐山，以及和胡舒立命运产生重要交集的王波明。

王波明，父亲王炳南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兄长王东明是中信证券董事长。王波明身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首批留学生之一，在成为纽约证交所的经济学家后，他选择回国和上述同为高干子弟的经济人才一起组建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即联办），该机构是一家类似政府智库的机构，任务是帮助建立中国股票市场，创办行业刊物如《证券市场周刊》。1998年王波明决意创建一个更面向大众的财经媒体，他找到了当时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财经记者的胡舒立，后者提出了直至今日都是中国媒体环境下的超前要求—每年近两百万元的记者工资以确保记者诚实，全权负责所有内容，采编独立不受广告经营影响。王波明以罕见的气度全部答应。

《财经》，这个最初创刊名叫《Money》的杂志就此诞生。

“女教父”和“工作狂”家族

“我只能与朋友一起工作，因为我不谙世故，也需要别人对我怀以善意。”胡舒立的个人强烈风格烙印在整套杂志团队上，尤其是在早期二三十人的核心队伍时，《财经》编辑部里是没人叫她“胡老师”或者“胡总”的，都叫她“舒立”。

《财经》特约作者、资深媒体人钱钢描述胡舒立在工作时的节奏“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这也是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数位曾在《财经》工作的资深记者的共同记忆:“行事像阵风，说话像阵风，英文相当流利，非常干练，对新事物接收快，是个工作狂人。”胡舒立是个不折不扣的新闻理想主义者，并将这理想贯彻到媒体实践中，在《财经》可以做其他媒体不能做的题材，又可以接受《财经》新闻训练，因此吸引大批媒体人，“当时内部流行一句话，主编到《财经》来做资深编辑，主任到《财经》来做普通记者，所有来的人都降一或两级。”据说还有某杂志的副主编，跑来《财经》做实习生的。

“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今年7月份的《纽约客》中EVAN OSNOS关于胡舒立的报道里这样写道，此说法得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印证。胡舒立的健谈是出名的，尤其在讨论业务时，某高层曾亲眼见一个记者用手机和电话那边的胡舒立聊选题聊了两个小时，直至记者电话被烧坏；胡舒立盯下属盯得很紧，有一次某记者从国外培训回来，深夜到北京的家，行李还没拆包，胡舒立的电话就打过来，开始布置第二天的选题；在“女教父”的率领下，《财经》成了工作狂家族，一位曾在杂志工作一年左右的记者感叹道:“有女记者大着肚子还坚持做调查报道，产假没休够就回来上班了；记者于宁，你给她当官她都不当，一心一意抢采访，可能财经的确是钻进去会上瘾的行业吧，在挖出背后真相的过程中很有乐趣。”

《财经》由上到下都注重培养人才。胡舒立对自己的人脉关系从不吝啬，《纽约客》中描述她可以把新人带到方风雷面前说“这是我的接班人，以后你要多照顾”。一位曾经在《21世纪经济报道》和《财经》做过的记者，对《财经》的集体氛围感触最深:“《21世纪经济报道》里是个人多劳多得，但只有你单打独斗；《财经》讲究群体协同，我一来，编辑就把我所跑的线相关的上千个联络电话打包发给我；每做一个选题，还会至少再帮你找十几个采访对象。这种资源上的分享对记者提升非常重要。”一篇稿件下来，往往由最初的2万字至5万字采访汇总和资料，浓缩到3千至5千字的终稿，而这终稿还常由职业素养深厚、文笔精准的编辑来重新修改一遍。

为了保持高素质的团队与报道，胡舒立从不吝惜花钱。那些真正被胡舒立一手带起来的记者，以被内部戏称为“四朵金花”的主力女记者为代表，年薪可达20万以上，年底还有分红。普通一篇报道花一万多是很正常的，封面报道可以花费五六万去做。有趣的是，胡舒立并不是胡乱花钱的人，有时候她还会变得很抠门，有一个段子是在员工出差订飞机票后，胡舒立上网查了票价，然后打电话去“骂”员工为什么订的不是最便宜的一个航班。

“女教父”并不总是强悍的一面，前《财经》员工回忆胡舒立也有八卦的时候，“有一回聚餐，她像个孩子似的让我们看她手机上存的一张据说是某大案女主角的照片，然后和我们一起为这个绯闻门里的女人打分。”在另一次年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领导扮演年度新闻事件串烧，让该记者吓一跳的是，轮到胡舒立时，“这个身材瘦小的小老太太竟然纵身一跃，在地上连做十个俯卧撑，以影射那年月最流行的新词‘俯卧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