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感言】

“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让世界认识中国。”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头银发的她在使节团里都显得卓然不群，女大使，少数民族大使，发言轻声细语却又重若千钧，这个大使叫傅莹。

大使来自“商务部”

在这次回国之前，傅莹就给江苏和浙江两地政府发来建议，英国的服装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这对国内的服装企业来说是一个参股、合作的机会。7月24日，来到宁波考察的傅莹和宁波的一些服装企业坐在一起，聊起企业如何走出去并购的话题。

“英国在金融危机下，每星期都能看到一家熟悉的商店倒闭。”傅莹这样描述她所看到的真实场景。从来不打折的著名品牌雅阁士丹也开始大甩货。此情况传递了这样一个背景:中国的服装企业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些机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但是傅莹不止一次地叹息，这个机会来得稍微早了点。

在傅莹看来，纺织服装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行业，而大企业只有通过并购才能超速成长。对自身实力还很弱小的中国企业来说，想要走出去并购面临的障碍还很多。

“一个是资金支撑的问题，政府要通过多种方式给予政策支持；另外，走出去的方式也需要考虑，走出去的目标要想清楚，前期的调研工作不能少，也需要专业的咨询公司的帮助。”

傅莹说英国服装业的总值达400亿英镑，国内企业如果没有实力并购那些大集团，能够从蛋糕上切上一块也是好的。急切地为浙江的企业出谋划策的傅莹看上去仿佛不是一个大使，而是一个商务部的官员。

亚洲最佳外交官

不过傅莹确确实实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官，今年四月，英国《外交官》杂志授予傅莹“年度亚洲外交官奖”，称赞她“以难得的坦率和富有人情味的方式”，“充分显示了中国希望通过合作寻求和平发展，在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最终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愿望。”

在伦敦的外交圈，傅莹是相当“活跃”的——她经常在报纸上撰文，接受媒体采访，频繁深入英国主流社会，发表演讲，与各界人士沟通。

2008年，当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时，遭到了一些人的暴力冲抢，傅莹在英国媒体上发表了英文撰写的文章“火炬伦敦传递后的思考”，在英国主流媒体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文章中，傅莹呼吁，“希望西方国家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努力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更多了解真正的中国。”文章获得了海外媒体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好评，他们认为傅莹尽管柔声细语，但立场清晰坚定，而且让人听了觉得合情合理，心服口服。

今年新疆发生乌鲁木齐“7·5”事件后，傅莹又第一时间在卫报上发表文章《Unity is deep in China's blood》（统一和团结流淌在代代中国人血脉中），文章的开头写道“中国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歌《我们新疆好地方》，歌词说，天山南北好牧场，风吹草低见牛羊，葡萄瓜果甜又甜……”文章回顾了新疆的历史，谴责了恐怖主义分子的卑劣行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识流淌在代代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基础。”这些的词句温婉中蕴含坚定，充分展示了一位外交官的风采。

公共外交要“早说话”

傅莹认为，中国也需要向西方媒体和普通公共主动多做介绍。公众外交要实事求是，要早说话，要多说话、说明白话。

她表示，公共外交要实事求是，世界上没有国家是完美的，中国在当前发展阶段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应该让外界不仅了解我们的成就，也能看到我们正视和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公共外交需要早说话，让国际社会在第一时间听到中国的声音，及时了解到事态的真实情况，这就有利于外界形成客观平衡的看法；公共外交需要多说话，说明白话，凡是涉及中国的问题，都应该设法让中国的声音通达国际社会，并且要学习采用在不同语境中也能听懂的语言和表述来说话。

“伴随中国的发展强大，维护和提升国际形象的任务会越来越重，公共外交的机遇和挑战也同步增多。”傅莹说。

傅莹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和评论比较多，东西方之间似乎存在一堵无形的墙，这既有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一些西方人的冷战成见和对中国快速发展不适应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缺乏了解。

傅莹说，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步一个脚印，几年一个台阶，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着历史性变化。中国游客、留学生和公司遍及海外，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资源和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表态和立场受到重视。英国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一些专家和学者几乎在用望远镜、显微镜和放大镜对中国进行研究，中国发生的大事小事都容易成为国际新闻热点。这就要求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公共外交，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让中国和平发展的主张更好地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

不平凡的女大使

傅莹是蒙古族，出生于呼和浩特市。1969年，傅莹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去内蒙古一个农场进行劳动。当时谁也无法把她跟一个风度翩翩的外交官联系在一起。

1970年，傅莹进入当时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站。在兵团的三年，傅莹一边往返于兵团各个点，给战友们放映电影，一边坚持自学完成了高中一些科目的学习。

后来，回忆起当时的苦难，傅莹说:“这是一段很艰苦的经历，但并不都是不愉快的，当时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苦在一起也乐在一起。在兵团的经历中，我印象最深的体验就是身体的极限，饥饿、寒冷、体力透支、政治上的压力、精神上的磨练等等，这确实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上山下乡锻炼了我能够吃苦、坚毅，而且做事情能够不计较得失，能够敢于奉献。”

1977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傅莹进入了外交部。1978年起，傅莹先后在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和外交部翻译室、亚洲司工作。1985至1986年在英国肯特大学学习。

其间，傅莹曾为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多次陪同党和国家有关代表团出访、参加联合国会议、参加双边或多边的谈判等重要外交活动。

1992-1993年，傅莹在参与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谈判之后，赴柬埔寨参加维和，是中国第一位参加维和的女性，经历了难得的一次外交锻炼。傅莹1993年从柬埔寨回国后一直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先后担任综合处处长、亚洲司参赞，主管综合调研、东盟事务、亚太安全等。1997年她调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工作，出任首席馆员公使衔参赞。

1998年11月，傅莹被江泽民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

2004年，傅莹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三年任期结束后，又改任中国驻英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