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王梓木:我下海后没给朱镕基总理找事添乱
2009年11月11日 09:37中国经济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场“干部下海”高潮在全国兴起。我也投身其中,于1996年组建了华泰财产保险公司,当时是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

商场与官场不同。做官,总要希望谋求更高的职位。而在商场里,我能把一个公司从小做到大,职务没变、公司在变,感觉很不错。

“我还能干好什么”

1969年,年仅16岁的我作为哈尔滨知青来到了柳河五七干校。我一边从事着体力劳动,一边开始接触马列著作。那时候的我们几乎什么农活都做,犁地、铲地、耕地、割麦子、插秧、种菜、喂猪、护林、打井、盖房子等等。

那时的我对政治充满了兴趣。期间,干校需要派人到山里养蜂,由于养蜂辛苦孤单,山里又经常有野兽出没,所以没有人敢报名去。可我却选择了去养蜜蜂。也正是这个决定,让我能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去接触《社会发展史》、《世界历史》、《中国通史》等“大部头”,并足足做了几大本子的笔记。

1973年,柳河五七干校从知青中挑选了10个人到校部马列教研室当教员,我被选中了。两年后,我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吉林大学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政治经济学。黑龙江省里的许多高级干部们都听我讲过课。

不过,站在省一级党校的讲台上,我觉得自己的学识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又努力考取了中央党校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时,中央党校决定让我留校任教。

要不要留在这所中共中央的最高学府当一名教员呢?我知道这是一份很稳定、也很有吸引力的工作,甚至可以预见到平坦的未来。可是,就这样过一辈子吗?不!我在中央党校毕业生留言簿上写下了“做时代的弄潮儿”这句话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

1985年,拒绝了留校教书机会的我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因为工作关系,我对中国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和方式的改革产生了兴趣,开始大量涉猎法学理论和法学知识,承担了研究室大量的法理研究和调研任务,并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民法通则讲话》。在政策理论研究和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中,我逐渐感悟出,要想更好地发挥自己所学,施展自己所能,必须进一步深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线,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于是,我决定再次变换自己的角色。

1991年,我调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经贸办(后改为国家经贸委),而当时,我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的提职报告已经递交上去了。我在朱镕基担任主任的国家经贸委工作了四、五年后,又一次问自己:我到底还能干什么,还能干好什么?于是,我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下海创办实业。

“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13年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把我这个一心想下海的人叫了过去,听我汇报创办保险公司的想法。此时,我已担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主持司里工作。1995年,综合司的另两位司长分别被派到昆明和青岛任市长,并且早已升任部长。显然,这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前途光明的位置。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朱镕基总理和我的谈话。

“你在经贸委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筹建保险公司?”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一一向朱总理道来:中国保险业还很落后,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也需要有人来实践,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来。“你的股本金从哪来的?”朱镕基又问我,我就给朱镕基列出股东名单,都是国有大企业。

“国有企业赚点钱可不容易,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不怕搞丢吗?”朱镕基反问道。我就讲了一大堆办好公司的理由,他没反对。最后我问总理,您还对我有什么要求和希望?他回答说,“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我当时觉得,做企业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施展能力的机会和空间也大一些;而政府官员的行为约束比较多,有很多框框,不能越雷池,甚至有时会扭曲人性。而我下过乡,当过教员,当过政府干部,就没有做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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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雪莲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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