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场“干部下海”高潮在全国兴起。我也投身其中，于1996年组建了华泰财产保险公司，当时是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

商场与官场不同。做官，总要希望谋求更高的职位。而在商场里，我能把一个公司从小做到大，职务没变、公司在变，感觉很不错。

“我还能干好什么”

1969年，年仅16岁的我作为哈尔滨知青来到了柳河五七干校。我一边从事着体力劳动，一边开始接触马列著作。那时候的我们几乎什么农活都做，犁地、铲地、耕地、割麦子、插秧、种菜、喂猪、护林、打井、盖房子等等。

那时的我对政治充满了兴趣。期间，干校需要派人到山里养蜂，由于养蜂辛苦孤单，山里又经常有野兽出没，所以没有人敢报名去。可我却选择了去养蜜蜂。也正是这个决定，让我能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去接触《社会发展史》、《世界历史》、《中国通史》等“大部头”，并足足做了几大本子的笔记。

1973年，柳河五七干校从知青中挑选了10个人到校部马列教研室当教员，我被选中了。两年后，我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吉林大学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政治经济学。黑龙江省里的许多高级干部们都听我讲过课。

不过，站在省一级党校的讲台上，我觉得自己的学识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又努力考取了中央党校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时，中央党校决定让我留校任教。

要不要留在这所中共中央的最高学府当一名教员呢?我知道这是一份很稳定、也很有吸引力的工作，甚至可以预见到平坦的未来。可是，就这样过一辈子吗?不！我在中央党校毕业生留言簿上写下了“做时代的弄潮儿”这句话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

1985年，拒绝了留校教书机会的我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因为工作关系，我对中国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和方式的改革产生了兴趣，开始大量涉猎法学理论和法学知识，承担了研究室大量的法理研究和调研任务，并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民法通则讲话》。在政策理论研究和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中，我逐渐感悟出，要想更好地发挥自己所学，施展自己所能，必须进一步深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线，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于是，我决定再次变换自己的角色。

1991年，我调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经贸办(后改为国家经贸委)，而当时，我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的提职报告已经递交上去了。我在朱镕基担任主任的国家经贸委工作了四、五年后，又一次问自己:我到底还能干什么，还能干好什么？于是，我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下海创办实业。

“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13年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把我这个一心想下海的人叫了过去，听我汇报创办保险公司的想法。此时，我已担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主持司里工作。1995年，综合司的另两位司长分别被派到昆明和青岛任市长，并且早已升任部长。显然，这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前途光明的位置。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朱镕基总理和我的谈话。

“你在经贸委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筹建保险公司？”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一一向朱总理道来:中国保险业还很落后，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也需要有人来实践，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来。“你的股本金从哪来的？”朱镕基又问我，我就给朱镕基列出股东名单，都是国有大企业。

“国有企业赚点钱可不容易，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不怕搞丢吗？”朱镕基反问道。我就讲了一大堆办好公司的理由，他没反对。最后我问总理，您还对我有什么要求和希望？他回答说，“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我当时觉得，做企业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施展能力的机会和空间也大一些；而政府官员的行为约束比较多，有很多框框，不能越雷池，甚至有时会扭曲人性。而我下过乡，当过教员，当过政府干部，就没有做过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