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文革”的最初，我会那么地投入。满脑子都是革命，写大字报、刷标语，半夜踩着雪，提着用自家白面熬的糨糊去王府井贴大字报。后来“复课闹革命”了，1968年再进校，我上的七十二中是北京二中的分校。说是复课，基本上没有文化课。同年12月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这届所谓初中生都要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因为腿有毛病，我其实可以不去，但我就是要去，根本不恋家。跑到设在灯市口中学(也就是现在的二十五中)的招生办公室强烈要求，人家检查我正步走、蹲下去站起来。还要我写保证书，写就写。很快就被通知准备照片什么的，到派出所办手续，每个人还发票买到一只松木箱子，22块钱一个。可惜后来没留下，否则就是知青文物了。

听说我要走，我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她要去火车站送，我不让，结果她还是到了学校。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耸着，像是已经哭了。唉，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1969年7月我就这么离开了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我们一家人都不在北京，我父亲在北京市系统的团河农场，妈妈和弟弟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河南淮滨“五七”干校，我姐1968年就已经去内蒙古插队。弟弟跟我妈到银行的干校放猪，我姐在内蒙古牧区放羊，我去黑龙江第三个月被派去养马，我们家成了畜牧之家。一家五口身在四地，写信得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份，给三个地方投。在一封信里，我总是先跟爸爸说，然后跟妈妈和弟弟说，最后跟姐姐说，一家人的信都互相看，跟任何一方说的事全家都知道。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时的知青，最能体会到这一点。写信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因为写信，提高了文化水平，这也是真事儿。这方面，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他常把我信中的病句、错别字标出，再寄回来。有一回，我因为想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把连队伙房、营房位置画出来，父亲还在回信中劈头盖脸批了我一顿，说，你那里是祖国的边疆，备战那么紧张，怎么能在信中暴露连队的方位图呢？

一到兵团就碰到水涝灾害，得赶紧抢救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那阵势，壮观！这事完了之后天就冷了，年初时，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还得打?水涝灾害之后接着就要备战。团里组织了架线连，马上奔赴6师所在的抚远(在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鸡形的尖嘴处)。指示:各个师要抽出一个营，组成架线团，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拔进来。出发那天早上,全连欢送卡车上的我们，那时还讲究男女同学授受不亲，可一下子那么多女生都特真诚地泪别我们，真有点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觉，让我特感动。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三天三夜到了抚远的目的地，发现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那可是冬天，黑龙江的冬天，你都想象不出有多冷。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粮食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发现，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一起了。

开工了，干的活儿就是在草甸子里挖坑埋电线杆，每坑间隔五十米。每人发一把铁锹，铁锹得事先磨锋利，三人用一把镐。先拿镐把冰打开，然后下铁锹，以最快速度挖，挖出一个一米六长、六十公分宽、一米二到一米五深的坑，然后将电线杆往进一杵，连泥带水往里一埋。这活儿不能干慢了，因为一边挖一边还渗水呢，慢了水可就越渗越多，等于越慢越难干。经验告诉我们，穿棉裤、雨靴不好使，就得穿绒裤、球鞋。把干衣服搁在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个圈儿挡风，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个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现在还记得。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他揣着酒瓶挨个儿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去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有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守着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围。它们是闻着食堂的肉味儿来的，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心里还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挑落了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来源:本文摘自《我知道光在哪里》 濮存昕 童道明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