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原到高原，“准知青”的女儿在淬火中成长

呼伦贝尔草原。随意的青春装扮。无际的风吹动长发。聚焦。拍摄。

刚刚过去的夏季，宫明辉从贵州纳雍回到故乡内蒙古。闲暇时到无垠的草原上照了许多相。照相时，她的心又回到了贵州高原上的纳雍，想起了那一双双充满渴盼的天真无邪的眼睛，想起自己两年时间的青春旅行……

2007年7月，宫明辉从河北外国语学院毕业。当时，几家用人单位给她抛了绣球，其中不乏国内500强企业。她倒好，加入到团中央牵头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行列，带上两本《牛津大字典》，从呼伦贝尔出发，目标直指纳雍。

她的父母是“准知青”，知道人生需要什么历练。而作为“80后”，25岁的宫明辉前23年都没有走出过呼伦贝尔城，她需要淬火。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接受一段支教或者类似于知青的经历，才能脱掉穿名牌、吃名店、用名品、看名人的习性。在贵州山区生活一段时间后，坏脾气没有了，心中剩下的都是爱。”她在QQ上说。

一路舟车劳顿抵达纳雍，参加了县里的欢迎会又上路，27日深夜吉普车一晃三摇把她送到支教点马场中学。

在异乡，她经常记起作别父母时的那些场面。

把要去西部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非常支持:“即使山区条件再苦，也不要当逃兵提着行李回家。”母亲则不然，但理解女儿。男朋友当时正在西安上大学，对她到纳雍表示出绝对的反对，出于爱，最后还是屈服了。

真正告别时，月台上的母亲哭得像个泪人。父亲把宫明辉搂进怀里，一向大男子主义的男朋友也第一次流了泪。

“当时，我不知道这眼泪意味着什么？或许我选择了西部，就意味着我和他的恋情结束了。我没有多想，只是带着自己的憧憬和亲人的叮嘱上路了。”

马场中学的校园里只有零星的灯光。她找到了安排好的房间一看，满屋霉味，墙角结满了蛛网，铁床锈蚀了，几张纸盒遮住缺少玻璃的窗户。她实在太累了，倒头便睡。翌日一早打开房门，她震住了，一种从来有过的孤寂感，让她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

初一、初二、初三3个班的英语教学任务摊到她身上，清晨6点起床，7点半上早自习，8点正课，天黑后还上晚自习。每天6节正课，外加早晚自习，累得连饭也没空做，她挺住了。

她以前在家里没做过饭，老师们邀她去家里吃饭，腊肉、狗肉、鸡肉、羊肉、牛肉，好吃的东西都让给她，她成了一个吃百家饭的新“知青”。

9月多雨，南方潮湿的气候使她浑身长了小疙瘩，痒，无法入睡，最终大病一场。她勉强起床走进教室，还是说不了话。学生们说:“宫老师，你休息吧，我们自己看书，不说话。”她心里一酸了，咬牙坚持住了！

上完第一堂课后回宿舍躺下，学生们买了水果糖果悄悄放到她门外，然后对着窗子说:“宫老师，你休息吧，不打扰你了，你睡醒后吃点水果吧，我们给你放门口了！”打开房门，不见人，只有一地的水果，她心里五味杂存——他们成绩虽然不好，但都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

从城市到农村，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情

较之宫明辉，已过知命之年的易烈国在化作林场知青的回忆苦乐参半。但无论怎么说，知青与支教，都是青春的放逐或旅行。

1975年8月读完高二，17岁的易烈国就到农村当知青。

“一是钱，二是权，三是听诊器，四是方向盘。”当时，除了国家干部，医生和司机最吃香，而易烈国什么都不是，招工无门，招干无路，不当知青，前途就是条死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默默重复着这句发自中南海的号召，他主动注销了城市户口，与几十名青年一起，打起背包到化作，睡马圈“楼”上，吃包谷坨坨饭，点煤油灯……他带了几本教材到知青队，白天干活，晚上看书。

知青队分农业组、林业组、副业组，人员由带队干部调配。易烈国哪个组都呆过，砍柴、开荒、犁土、耙田、捡粪，所有的农活都尝过。后来，带队干部让他去副业组当砖瓦厂厂长，陪另外两人一起打砖、码砖、烧砖。“我‘官运’早，18岁就是‘正职’——砖瓦厂厂长。”几十年后，在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同事面前，易烈国还经常拿自己的过去打趣。

打砖活特苦。两丈见方的泥池边上，摆放一石板，石板旁置灰坑，里面堆满筛得均匀的煤灰。易烈国把作为模具的砖盒子往石板上平放，抓一把灰撒在盒子里，用钢丝割一坨泥，举过头顶砸将下去，再用钢丝从砖盒子上下底面一切，就成了砖坯子，然后抬到场子里码放，回来又重复相同的动作。每天，这样的动作要循环400多次，一天下来，只觉膀子生疼，但还得看书，因为他要参加高考。

“要打砖，长裤穿着不利索，易烈国干脆把裤脚剪了，长裤变短裤穿上身，人赤脚走在砖瓦厂空旷的场地上，风一吹，裤管摆过来又摆过去，直晃荡，看上去特酷。”易烈国的知青兄弟潘中泽说。

打砖累，他不烦，烦的是带队干部。每天，干部左手提个搪瓷茶缸，右手提个小闹钟，一步三摇地走到泥池边，从工棚里拿出小方凳和雨伞，坐下监督易烈国他们。一直到下午6点过才让他们收工。易烈国从不与他说话，自做自的，旁若无人。

收工后吃晚饭，包谷沙沙饭不好吞，一进嘴里就到处乱窜，易烈国调侃说包谷沙沙饭“无组织”、“无纪律”，说得大家一阵笑，笑完了又悄然流泪，都说不清是苦是乐了……

30多年后，潘中泽回忆起知青队里一向关心自己的大哥哥易烈国，总有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天黑后看书，定量供应的煤油不够用，易烈国就去放知青队拖拉机里的柴油。为防干部发现他通宵点灯看书，他干脆用墨汁把窗玻璃涂黑，顺便在涂黑的玻璃上隐约画上猫头鹰轮廓——那个黑脸干部的脸像猫头鹰。深夜看书困了，他就到门口学鸡叫，惹得附近的鸡跟着打鸣。这些事不知被谁告发了，带队干部就在会上指桑骂槐:“有的人不学好，放拖拉机的柴油点灯，还深更半夜起来学鸡叫……”边说边拿眼睛看易烈国，他却没事人似的，大智若愚！

一封没寄出的信情动北疆南国

王希曾是阳长镇博爱小学学生，现读初三。他有一封没发出的信，是写给支教老师杜鹃的——

杜老师:

您好！您现在哪工作？我们想念你。

小学没开英语课。我想学，您就到我家里辅导我。没有资料，您花50多元给我买了一套，当时，您的工资只有600元，连吃饭都不够。想起这些，我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报答您。

往事如烟，如今您离开我们好长时间了，我也读完了初一。不知道您的情况，只听说您去了华西村。每当提起您的名字，您领着我们学习的那些往事又慢慢清晰起来……

您的学生王希

2008年8月

王希信中提到的杜鹃是河南三门峡人，毕业于河南农业技术学院，齐耳短发，白白净净，单纯质朴，人一笑，就会露出雪白的牙齿。

毕业那年，杜鹃报名参加了西部支教行动，到纳雍县阳长镇博爱小学支教。父母极力反对，于是杜鹃临行前只得让弟弟先把行李偷偷运出家门，然后背着父母匆匆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随着她的南下，她那一段青涩的初恋也草草结束了。那男孩是她同学，送了一支精致的钢笔给她，她也把自己心爱的钢笔换给了他。后来有一天，学校搞活动，校团委书记把杜鹃那支笔借去没急着还，杜鹃也不好意思索要。几天后，在自修室，男朋友看见自己送杜鹃的笔在另一个男生手里，打翻了醋坛子，好久都不搭理杜鹃，直到毕业前两人才重归于好。男友在郑州联系了工作，叫杜鹃也留在郑州，可杜鹃执意来贵州，恋情渐渐淡了。

博爱小学学生多，一张桌子后面要挤三四个小脑袋，让杜鹃好感动。杜鹃爱笑，学生们都喜欢围着她转，为的是多听听她那好听的普通话。有几个学生经常不到校上课，杜鹃急了，翻山越岭走十几里山路去家访。“不种地误一春，不读书误一生”家长听了这些话，同意孩子返回学校上课。

在远程教育站，杜鹃还经常给农民们讲农技知识，并与农民们一同在地里探讨……她曾经的同事孙大鹏说。

感动于杜鹃的付出，2006年8月，原民革中央经济处经社处处长郑心楠大姐到博爱小学看望师生，特地叫杜鹃和她到县城住了两天。临到分别时，两人泪雨婆娑……

一封信，一段支教故事，让南国受益的师生们一次次想起了北国那个名叫杜鹃的女孩:齐耳短发，白白净净，质朴，单纯，人一笑，雪白的牙齿总要露出来……

边远乡村铭刻她们的青春年华

“三个手指按，鸡鸭鱼肉蛋。”崇尚中医的易烈国知青两年后考取贵阳医学院，继而进入西安医科大深造，几经打造成了一名法医，满足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知青队青春之恋中他“连别人的手都没有握过”，以至到了32岁才有孩子。

曾在知青队边栽花生边偷吃的潘中泽一直跟随易烈国夜读。他说，知青生活让他获得了坚韧，荒废了知识，导致人生错位，“如果不当知青，我肯定考了大学；但话又说回来，知青也好，它让我在生活的重重压力下坦然——艰苦的知青岁月都捱过了，还有什么翻越不过的山？”

知青者如此，支教者呢？

支教结束，杜鹃回河南，但没忘记那些大眼睛。她回到母校，描述了支教点的艰难情景。母校领导感动于斯，捐赠两万多元钱给博爱小学买了程控打铃器，绿化了校园……博爱小学的师生们提起这事，一直记挂杜鹃的好。

宫明辉同样也让人们怀念。转眼，在马场中学支教的宫明辉已经把普通话传播得差不多了。这时，纳雍电视台招播音员，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惹得人家向着她。得知被录用后，她心情变得复杂起来:如果离开了，学生们怎么办？

把要去电视台的消息告诉父亲，父亲说:“人的一生很多变数，如果你爱你的学生，就要努力发展自己，你有能力有条件时一样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大山。”于是她从生活费中挤出400块钱买了200个笔记本，一一写下寄语，准备离开时送给学生。

离别那天上午照旧上课，学生们很安静。中午收拾行李时，学生们拿着各式各样的礼品赶到宿舍送她，上面夹着的小纸条上写满祝福。她心里突然变得空落落的。

下午上课时，她分别走进三个教室，在黑板正中写下“I love you”，然后哭着将笔记本分发给每一位学生，嘱咐他们坚信知识改变贫穷。“当时，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学生们的眼泪也一直流，就连平日最惹我生气的学生也流泪了。”

离开马场中学后，她通过大学同学联系到北京一公司老总无偿资助部分山区贫困学生，可恰逢金融危机，计划成了泡影。今年年初，她和在武汉工作的一个大学同学商量，准备联手资助一名成绩优异的贫困生读完高中，后因经济拮据未能如愿。离开纳雍时，她只好拿出500元生活费托团县委书记陈仁猛转给那个贫困生。“纳雍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驿站，我要铭记，更要‘常回家看看’。”

知青、支教，国家前进的历史见证

“西部志愿者在纳雍的支教始于2004年，第一个志愿者叫周继志，河南濮阳中原油田20中音乐女教师。”纳雍团县委书记陈仕猛回忆说。

周继志2004年3月到纳雍县乐治小学支教。看到学生每天都是酸汤泡饭，她心酸，就给学生买菜，送学习用具，还利用休息时间补课。现任团省委副书记的马雷得知周继志支教纳雍的效果特好，于当年在“西部志愿者”国家计划之外，增加了由纳雍支付生活费的地方计划。是年秋，就有142名志愿者前往纳雍，分赴山村小学支教。

周继志在纳雍支教之后，还到紫云二小、大方沙厂中学、麻江二中、雷山二中、遵义大江小学等地支教过，为东部支援西部、城市反哺农村开了一个好头。此后几年间，一拨一拨的志愿者不断前往纳雍，为教育添砖加瓦:2005年26人，2006年19人，2007年15人，2008年17人……今年7月30日，500名志愿者分赴贵州88个县市区，其中27名又来到纳雍，拉开了新一轮援助行动！

“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从北京出发的一个宏观理念，它会在支援与磨练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达到支援地方与磨砺个人的双重目的。支教志愿者朱二胜感慨地说，支教好比一次青春的旅行，成就了他内心的善意，同时又完善了他的心灵。老知青吴昌云认为，知青虽然让人生发生错位，但磨砺了人；现在的支教更多的体现东部协助西部、城市反哺农村、文明启迪落后。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成了国家前进的有力见证。

负责为支教志愿者提供服务的纳雍团县委书记陈仕猛说，东部志愿者到纳雍，肯付出，能吃苦，在“两基”攻坚的关键时刻挑起了重担。如今，其中20多人已考虑留纳雍，就像当年不能回城的知青。不过，志愿者留下完全出于自愿，体现的是奉献。

团县委掌握的一系列名单印证了这一说法:河南驻马店的胡春计考留厍东关派出所，四川雅安的冉启逵考留陶家寨希望小学，河北保定的龙晓风考留乐园小学——所谓故乡，从此成了她们一生中的记忆！

支教与知青，相似又相异，都是城市到农村，都是青年群体，都涉及艰苦、付出，而回报仅是一段难忘的人生记忆。后者强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对个体生命的磨砺，前者强调知识与爱心的释放，让青春在基层闪光。从历史比较的高度来看，知青与支教，都是国家前进与文明进步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