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劳动之余的文艺生活 供图/沐雨履霜网

记忆真的是越久远越清晰越有意义吗？

2001年5月，当时还在北大社会学系求学的刘亚秋开始着手研究知青青春记忆时，她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这样一个疑问。

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知青生命历程》课题的一部分，有关知青社会记忆模式的研究带给刘亚秋极大的挑战，从小在农村长大，也并非知青子女的她是七十年代人，在常人眼里似乎也不适合对上一代人的经历“说三道四”。

然而，年轻恰恰能让她超越亲历者具体的人生体验，完全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那段历史，这也许是年轻一代所有拥有的优势。

回顾那段岁月的万般艰苦，知青们将人生讲述的终点归纳到“无悔”的情结中。

先后有24位知青接受了刘亚秋的深度访谈，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有的没工作，生活困窘，有的是工厂车间普通工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学教授。

每次访谈“至少要几个小时”，“有一个知青我们访谈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还有一次回访”，而“知青其实都很能谈，他们的反思能力都很强”。她发现，知青对自己上山下乡经历的看法，比已有的出版物中表达的更形象、更深刻，尤其是他们“青春无悔”的感受让刘亚秋内心受到了强烈震撼。

他们讲述“下乡后吃得如何苦、住得如何苦、返城的过程如何苦、返城后重新奋斗又是如何苦，但是，不管这种诉苦行为将‘苦’诉到何种程度，也不管这苦‘挨’到头是怎样的徒然，这些知青一直把讲述的逻辑终点纳入到‘无悔’的情结之中”。

当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被彻底否定，当一段热血与激情交织的岁月日渐蹉跎，到底是什么让知青们青春无悔？他们又如何在这段坎坷的历程中找到意义？青春无悔记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又是怎样建构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让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吃了那么多苦，知道自己受苦的极限了”，“以后再受什么样的苦都不会怕了”。

刘亚秋发现，无论受访者现在从事哪种职业，具体处境如何，他们“对上山下乡那段记忆的表述方式，某种程度上是没有差异的”，即使“大学教授总结能力会更强些，但在讲述中依然会沉浸在那段岁月里”。而他们心里的“无悔”也都带有类似的内涵。

比如他们认为，“经历是一种财富”，知青生活使他们更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到底有多穷，增强了自己对现实的认识能力。知青生活也历练出一种品性，比如务实、不怕吃苦，这些几乎是每个知青必谈的内容。

一位北大的女老师曾经在北大荒一连三天扛麻袋，每个麻袋都重达100多斤。她说:“吃了那么多苦，知道自己受苦的极限了？”“以后再受什么样的苦都不会怕了”。

知青们都说，上山下乡让他们“认识到人性，见识到人性善良”。同伴之间的友谊、知青与老乡之间的情谊会一再被提及。而主流意识形态层曾经宣传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等宏伟的远大目标已不再出现在他们的话语里。

受访的知青们都说:“我吃了苦，但是我不后悔。”

刘亚秋认为，对于知青来说，个体所遭受的“苦”是琐碎而平淡的，只是在城市里长大、经历了乡下生活，后来又返回城市的他们对苦的体验，比长在当地的农民体验得更鲜明。“当他们走出那段生活，在叙述自己‘苦’的时候，即使个人受苦很不一样，但彼此之间很容易沟通。”

“在知青们心里，会不自觉地将‘苦’作为那个时代的主题，而且这种‘苦’不仅是群体共享的，而且是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知青的某个具体的‘苦’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伤痕，而是弥漫开来的一种感受，是‘苦感’”。

一位知青对来访的刘亚秋说:“所有的苦知青都经受过，我一说他们都能明白，当时‘苦’到什么程度，跟你们说就好像觉得是这么回事，只能跟你们说一些事，真正有多苦你们也不理解。”

知青认为“我们承担了共和国的苦难”。这让他们拥有了英雄式和悲剧式的意义。

刘亚秋认为，当“苦感”作为一种情绪，作为一个群体可以共享、可以引起共同的身体感觉的符号时，“苦”的含义就变大了。于是就形成一个群体苦感共振现象。“苦”也就成为这个群体中每个成员的一种资格，甚至是可以利用的一种资源。他们通过对痛苦意识的讲述，加强了彼此的认同和团结，提供了建构集体认同的素材。

在访谈中，知青以受害者的心态来讲述当年从城市到农村的经历，引起了刘亚秋的注意，她发现，知青个体对于苦难的归因具有很高的自觉性，直接把个体乃至于群体的苦归因于国家运动。如“我们从小时候咱们国家就这运动，那运动……全让我们赶上了”。一些知青在聚会的正式发言中，常会讲到“我们承担了共和国的苦难”。

刘亚秋认为，知青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知青群体的苦就伸展到历史的和国家的高度。“苦”被上升为一种庄严的“苦难”，“苦”的意义也变大了。

“知青们在对抗一种话语权，当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将那一段历史否定掉了，他们在对抗这种无意义的判定，要找出一种意义来。当历史已经无意义了，人生怎么能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苦”不再是知青们当初理想破灭之后的惘然，而是有了另外的一些收获，“比如从意志力的锤炼———适应能力比别人强，能忍受打击，到一种闪光品质的收获———做事能尽职尽责、兢兢业业。这个果似乎是不经意中得来。苦变成苦难，受苦神圣化，而老三届被述说成扛着苦难的群体，老三届人物就成为英雄式和悲剧式的了，树立起了一个群体纪念碑。”

面对苦难记忆，到底如何解释才更有力？这是知青一代留给整个民族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知青们将自己的苦难转化为一种实际意义的精神收获，他们用“青春无悔”来概括那段岁月。然而我们会追问，知青为什么多从“无悔”方向来记忆自己的苦或者苦难？对于一部分曾经做过红卫兵的知青而言，也曾无意间充当迫害者，这些为什么会被记忆忽略？

刘亚秋认为，“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似乎可以解释其中的部分问题。中国文化不乏诉苦意识。每当一场社会大灾变过后，中国社会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

有研究者甚至提出，中国文化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控诉史。

“然而，在中国主流文化史中几乎没有《俄狄浦斯王》、《忏悔录》、《存在与虚无》这种要求人为自己、历史、无限者负责的作品。从屈原的诗、《窦娥冤》之类的戏曲、伤痕文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只有强烈的控诉意识，绝少有‘诉者自身的罪责问题’。”

事实上，“文革”中的许多人都有过“害人”的举动。包括老三届学生，对教师的人身和人格的侵犯应该是“老三届”学生的群体行为。

作为没有经历“文革”岁月的下一代人，刘亚秋在疏理出知青们“青春无悔”记忆的构建过程后，还有诸多知青的心灵谜题困扰着她。

“一个人是否应该具有对历史负有罪责的意识？应该如何负责？面对这样的苦难记忆，到底如何解释才更有力？是文化制度原因，还是意识形态上全面否定之后，在心理层面上，曾经害人的也更容易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

这些也是知青一代留给整个民族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