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刘旦主编 花城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

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全国范围内的知青运动开始。实际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当时的规模和人数不能和1968年以后的相提并论。

在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前夕，当年的“五十五分之一”、如今的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邓维嘉特意和几个当年的老知青来到了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将当年五十五个人高举的红旗，交到了东风农场领导的手中，希望能够将这面有着非凡纪念意义的红旗永远保存于农场。

老邓是个典型的北京人，快人快语，能说会道，对于当年能够成为五十五分之一，自然是非常自豪。老邓说，北京的这55名知青，主要是以北京市65中的红卫兵为主。

1968年2月，这批来自北京的55名知青来到云南西双版纳落户，成为首批落户于此的北京知青。此前，已经有小部分的北京知青开始上山下乡，但插队落户的地点往往是山西、陕西、内蒙和东北等北方农村。

虽然当时能够首批落户云南，但当年的参与者说，其间却??历了很多波折，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些年轻人能够有机会亲自向周恩来总理面递《请愿书》，才得以抓住机会。更让这55个年轻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落户云南10个月后，全国范围内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开始了。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从1966年开始，由于当时的大学已停止招生，所以北京市第65中学的部分同学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到国家的各个部门去了解情况，希望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国家建设中去。

在国家农垦部，同学们受到热情接待。农垦部的工作人员向同学们介绍说，橡胶是国家的战略物资，但目前只有海南岛有橡胶生产基地，国家正在云南建设除海南外的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需要有知识有激情的年轻人到那里去参加建设。

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把年轻人的热情给点燃了。农垦部也为这些同学开出了介绍信。没过多少时间，这些同学就选出了5名代表，让他们到云南实地考察。

1966年底，这5名同学借着全国串联的机会，来到云南进行第一次考察。5个同学的领头人是当时65中的红卫兵领袖李镇。李镇出身高干家庭，相对于同龄人而言，他显得更为成熟。

首先接待同学们的是当时云南省委接待办的康心却，在康心却的帮忙联系下，主管橡胶基地建设工作的云南省委农林政治部主任韩文运出现在同学们的面前。

韩文运对于同学们要求来云南的想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目前云南发展橡胶的情况。韩文运告诉同学们，从50年代开始，国家就已??开始了建设橡胶基地的工作，那时起，大批复员转业军人、湖南支边人员、部分云南本省的移民以及昆明、成都、重庆的一些老知青已??先后来到云南边疆发展橡胶，当时的云南橡胶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在韩文运和同学们的谈话中，他还着重介绍了西双版纳，说西双版纳的条件在当时的各个垦区中处于第一位。

谈话结束后，韩文运为同学们联系了西双版纳的有关部门，让同学们可以有机会去进行实地考察。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西双版纳州委副书记兼农垦分局局长李德英接待了5名同学，不仅详细介绍了当地的橡胶生产情况，在农垦分局的安排下，同学们还深入到农场中去，看最真实的情况。

结束考察之后，5名同学代表没有耽搁，从景洪返回到昆明。可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当时形势的混乱，云南省有关部门已无法接待他们，至此，同学们和云南有关部门的联系中断了。

同学们仍在作各种努力，争取到云南去。这些年轻人依然成立了专门的筹备机构，进行积极的宣传，以吸引更多的同学加入。渐渐地，参加的人群不断扩大，从65中，扩大到了其他学校。

到了1967年下半年，同学们和云南的联系渠道依然没有打通。于是，第二次赴云南考察组成立了。由于当时的全国“大串联”已??停止，火车不再对学生免票，于是众人凑钱给代表们攒路费。

1967年10月，4名同学代表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昆明他们发现，当时昆明的两大派“炮轰派”和“9?13派”正在进行武斗，街头随时可听见枪炮声。这4名同学找到了当时的云南省军管会边疆组，边疆组的负责人桑传宝和工作人员王魁林接待了他们。桑传宝听了同学们的来意之后，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同时又明确地告诉同学们，由于云南处于特殊时期，各级组织的工作不正常，无法接受他们。并给同学们提了个建议，要想到云南落户，必须通过政府和组织的渠道，而不应私下来，应该到北京找相关部门进行安排或者直接向中央进行反映。

回到北京，同学们又接着找北京市的各个相关部门，但事情依然没有起色——当时得到的回答是，北京没有去云南的安置计划。

1967年11月27日，机遇来了。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将在当天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群众代表。听到这个消息后，在筹备组值班的3个同学林力、张春荣和张劲辉马上就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此时正坐在主席台上。

仓促之间不及准备，3个同学在现场草拟了一份请愿书:

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革命的道路已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10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利用周恩来总理稍事离开座位的机会，3个同学将《请愿书》递到了总理的手中。当时，周总理和3人简单地聊了两句。林力对总理说:“我们是中学红卫兵，我们希望到南方去支边，建设第二个橡胶基地。”周总理问:“你们没有罢课闹革命吗？”3人回答，他们都是高三的学生，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应该毕业了。

周总理快速看完《请愿书》后回到了主席台。3个同学在台下目不转睛地看着，看到台上的周总理仔细地阅读了《请愿书》，还在上面进行了批示。

在焦急中等待了几天后，终于等来一个让同学们倍感振奋的消息。北京市革委会的工作人员转告说周总理已??批准了同学们的要求。

北京市革委会的工作人员给同学们看了总理的批示:“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他们的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

李富春副总理也作了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有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同学们奔赴云南边疆的路变得通畅起来。北京市革委会马上和云南省进行联系，云南省方面也给予了回应，表示愿意接收北京知青，还表示会安排知青们去西双版纳，人数在50人左右。

年轻人的热情难以阻挡，消息传开之后越来越多的同学要求加入。最后李镇??等人从报名者中挑选了55人。这55名同学马上投入到积极的准备工作中去，甚至还一起到京西门头沟煤矿参加劳动，锻炼自己。

1968年2月2日，在北京东城区人民武装部礼堂，有关方面为他们举行了一场欢送会。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仲奇专程前来送行。在欢送会上，这批首赴云南的知青宣誓:“我们下定决心，勤勤恳恳地为工农群众服务，和云南边疆的劳动人民一起，艰苦奋斗一辈子，让西双版纳为祖国献出更多的橡胶。”

1968年2月8日，是同学们启程的日子。出发前，李镇??带着队伍列队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当时总政著名作曲家田光特意为他们谱写了队歌:“迈开大步，ó?着朝阳，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向远方。”

众多赶来送行的家长亲友将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在人潮涌动的现场，3名没有报名的同学也挤上了火车，要求到云南去，他们的请求最终被批准了。

铁道部门根据上级指示，专门调拨了一节车厢供他们使用。经过长途跋涉，55名同学终于到了昆明。在这里，昆明的党政官员，甚至包括之前大打出手的武斗两派，纷纷夹道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云南省军管会后来甚至特意安排了一个武装班护送同学们去西双版纳。

经过7天的火车、5天的汽车之后，55名同学终于来到了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的疆锋农场。一路上，同学们受到了云南当地的热情接待，乘车每到一地，都有群众夹道欢ó?。

然而，热情过后，面对他们的却是严酷的生存环境。为了帮助同学们适应环境，东风农场派出老职工来领导和管理他们。在农场老职工的带领下，55名同学很快投入到改造环境、积极建设的工作中去。

如今已是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的邓维嘉说，当时到处是需要几人合抱的参天大树，还有数不清的蚊子、蚂蟥等，住在透风的临时住所内，还会??常发现有毒蛇爬到房梁上。

“有的时候，大家正在睡觉时，突然会有人尖叫起来，被吵醒的大家一看，竟然发现有毒蛇已??跑到了房梁上。一下子，所有人都不睡了，想尽各种办法把毒蛇赶下来，抓到后就杀了来吃。”邓维嘉说。

初到边疆的这些北京孩子，却并不感到艰苦和劳累，每天似乎都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当时他们居住的房屋仅仅是用劈开的竹子搭建的，顶上铺上茅草，每天的饭食也很简陋，仅仅是不带油腥的白水煮菜。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似乎再困难的问题都无法让他们退缩。

由于他们中大多数人出身高干家庭，在1973年之后，很多人被父母通过各种方式调离了云南，只有极少数的人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才返回北京。

邓维嘉是1974年离开云南的，当时的北京开始普及高中教育，师资力量非常缺乏，而当时的师范毕业生大多出身不好，最后决定在内蒙古、东北和云南等地招1500名知青回京做教师。邓维嘉于是被选中，调回北京苹果园中学当了一名化学老师，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