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记忆--写在知青下乡40周年之际

金秋十月，举国欢腾，当人们还沉浸在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大庆的喜悦之中，我们又迎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纪念。2009年10月24日这天，我们原赴黑龙江呼玛县依西肯公社三队插队落户的几十位知青、下乡干部孙直卿、吴林、顾宝才、徐志康等和三队原老支书王启朋及几位老乡，在上海相聚一堂，共同纪念知青下乡四十周年聚会。

真是弹指一挥间四十年过去了，三队的老书记、上海下乡干部如今都已七八十岁，而当年十六七岁的我们也都成了五六十岁的人了。百感丛生之余，我情不自禁地翻开保存了四十年的那些书信、绘画、日记和证卡等旧物，其中有三样东西特别惹眼--乘车证、劳动手册和准考证，不禁勾起了我对四十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仿佛又回到了插队落户的那段蹉跎岁月，那一幕幕劳动、生活的场景就像过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清晰呈现，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每每沉浸在回忆过去的万千思绪当中时，总想说点什么来作为寄托，就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一生中永远值得回味的人生片断，用当年那种坚忍不拔的“知青精神”，来激励今天的人生。

乘车证

书桌上放着的这张集体乘车证，是1970年4月15日上海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所使用的火车票。它是我知青生涯的见证，同时，也记载着中国一代知青的热血青春和艰辛岁月。

我清晰地记得，远行那天是在彭浦火车站，露天的站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等大幅标语林立四周。一堆堆的人群中，时时传来凄凄的抽泣声和亲人的嘱咐声，许多知青和送行的亲人眼圈都是红红的，脸庞上挂着泪水。

父母亲和未满十二岁的妹妹一起来为我送行。母亲早已泪流满面，父亲则强忍着难以割舍的心情，一遍遍嘱咐着我。中午11：35分，随着那一声长长的汽笛，我告别了父母，告别了亲人，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雄心壮志，踏上了人生之旅的征途。我和同学桂成钢、徐建民拼命挤出车窗，挥舞手臂呼喊着，想再多看一眼亲人们。随着车轮节奏的加快，我的视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生死离别的情景，让我永生难忘。

从此，我们这群未满十七岁的中学生，用自己的满腔热血书写着共和国历史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艰苦岁月的光辉一页。

火车向着祖国的北方行驶了整整四天四夜、八千里路程。这对我们来说，可从未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火车，离别时的难过心情已被兴奋、好奇所替代，大家有的打牌有的下棋，每早下乡干部还组织我们“天天读”。尤其是火车每到一站，我就会翻开地图仔细对照一番。到达沈阳、四平站的时候，还有当地的革命群众敲锣打鼓来夹道欢送我们，真是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为了让父母放心，我还每到一个大站就往家里寄张明信片，记录着车上的生活情况、所见所闻，以报平安。

火车驶入边疆后，车窗外的景色开始荒凉起来，大家的心情也变得烦躁不安，感到很迷惘，不知道火车还要开多久、最终会停在哪里下车，脑子里一片空白。经过几天的长途旅行，有的同学脚也肿了，甚至有的女生还哭了起来，整个车厢变得沉默安静，只有叹息声了。

记得四天后，火车一路停停开开终于在大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小站--塔河站停下了。在我印象中，那个小站周围空旷寂寥，远处的木刻楞小屋和白桦树林在一片白雪的映衬下显得特别安宁，只有我们的到来给小站带来了一丝生机。我们在塔河临时搭起的帐篷里住了二天，然后乘卡车，一路颠簸了五个小时到达依西肯公社，已是一片夜色了。公社周围虽然很黑，但却能看见黑龙江对岸山峦覆盖着的白雪在月光下反射出逼人的寒光和高高的瞭望塔，老乡指着说，那儿就是“老毛子”（苏联）。原来，两岸剑拔弩张、火药味还非常浓烈的中苏边境界河--汤汤流淌的黑龙江竟然是如此寂静美丽啊，完全和我印象中的边防前线不一样，要不是那个瞭望塔，还不知身处何地，谁知道已经是到了“反修前哨”了！

在依西肯公社，由三队派来接我们的几辆大马车早已在那里等候了，大家围着从未见过的马车，充满了好奇，议论纷纷。有的同学还用手去摸马屁股，却被那马尥起几个冲天“撅子”，哈哈，老马也欺生啊，笑得大家前仰后合。我们挤坐在几辆马车上，忘却了寒冷和饥饿，在车老板清脆的马鞭声中，一路欢笑赶向那最终目的地--第三生产队。从此，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开始了漫长的艰苦生活、辛厉劳动的磨练。

这张乘车证就这样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我却不舍得扔掉，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直到今天。

劳动手册

翻开这本小小的劳动手册（我们也称工分簿，记工员叫张红林，是奉贤青年），已经有点泛黄，但跳入我眼帘的每个字却非常熟悉--打洋草、捆地、挖菜窖、刨土豆、拉地装麦、放树伐木、打拌子、筑路、盖房子等等，这些都是干活的内容，当年的劳动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打洋草这个活，就是给牛马准备冬草。从六月底开始要干到八月中旬，是既要有体力又要有技巧的活。打洋草的刀叫“钐刀”，像把大镰刀，那刀杆有一人多高。打草的时候，大家一字排开，一个接一个上场，抡起来左右开弓“刷刷”作响，其场景煞是壮观。

这个农活对于刚出校门的我来说极富挑战。由于刚到农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既没有什么体力，又无要领，形单力薄地就和老乡一起干开了。但往往是没干多久就已累得气喘吁吁，后面的人却逼你跟进，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手忙脚乱越打越累就越赶不上趟。半天下来，老乡已经打到头在卷“蛤蟆烟”抽了，我却还在后面晃悠，只能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气，一刀一刀砍将过去。

特别是在坑坑洼洼的塔头甸子打草那就更惨了，塔头下面有水，穿着高统雨靴深一脚浅一脚地站不稳，雨靴就会进水，不小心还会把钐刀头打到塔头里去，那真是叫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欲哭无泪啊。实在打不动了就只能坐在塔头上歇一会，口干了捧一把带小虫的水来解渴。更要命的是那些成群的蚊子、小咬、大虻和“草爬子”围在你身边轮番攻击，用手一拍会拍死一片！一个夏天下来，每人身上都是被咬的痕迹。

就这样磨练了一段时间才摸着点窍门、掌握了要领，以后干起来就顺手多了--我终于学会了打草。

秋季最艰苦的活要数捆地了，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劳作，一天下来就会累得你直不起腰来。捆地，就是把收割机割下的小麦一堆一堆捆起来，再把它“立”在地里。黑龙江的土地真叫幅员辽阔，光是那一垄地就一眼望不到头，所以黑土地大都是广种薄收，小麦中杂草较多且大都带刺，捆地的时候会把手指扎得鲜血直流，再加上秋天干燥双手开裂，手指一痛就打不好结，而打不好结这捆小麦就要“散架”，捂在地里碰到下雨就会出芽，非得返工，所以往往就赶不上趟，有时会连前面的人影也看不见。为此，老乡常常会笑我们“拿望远镜也看不到喽”！但即便这样，我还是坚持用胶布缠在手指上咬牙继续干下去，在那个年代，叫做“轻伤不下火线”。当年，捆地最快的要数桂成钢了，大家纷纷向他学习、讨教经验，你追我赶，谁也不甘心落后。

每天收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宿舍，这双手一碰到水就钻心的疼，十指连心，那真叫做“刻骨铭心”啊！但是--我们全都挺过来了。

除了干农活外，我们知青还经常被抽调出去筑路、盖房子、伐木等等。在筑路大会战中，知青是生力军。1971年5月，我被派到八十四林场修筑战备公路。在茫茫原始森林里筑路，先要把大树放倒，炸掉树根，再把草皮子全部翻完，然后才能动工--挖边沟、筑路基、修涵洞、铺路面--所有这些工序就靠洋镐、铁锹和一双手，根本没有任何机械。用作路基的石头都是从边沟或附近山坡上挖来的，洋镐只能刨刨而已，铁锹根本派不上用场，为了加快进度，所以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用双手挖。几天下来手指就全被挖破了，但没人叫苦，照样干得热火朝天。

碰到塔头地段就更够呛了，下面都是水，没有石料，填土方量又非常大，就只能到远处的山坡上取料，大家抬筐、肩挑深一脚浅一脚地再运到工地上。为了赶进度，甚至下大雨都不停工。那时候干起活来真叫不要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学习金训华，革命加拼命”，楞是把“苦干四个月，拿下七公里”的目标变成了现实，一条用我们血汗辛勤筑成的战备公路终于呈现在大兴安岭的腹地。

还有一次去筑路是作为先遣部队，条件就更艰苦了。原始森林里没有路，拖拉机根本进不去，住的是帐篷，食物和工具等只能靠人工背进去。记得有一次我和十几个知青走了整整一上午到指挥部去背土豆，每人分五十斤就上路了。起先还好走，到了塔头地，深一脚浅一脚的越走越感到东西重，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连一半路也没走完。

更糟糕的是又碰到一条没膝的小河，我们先使劲把土豆抛过河，人再跳过去，最后一袋却不小心扔到了河里，河水很急，眼看要被冲走，大家连忙脱衣服准备跳下去捞，有一个青年眼尖手快，连衣服也不脱就跳下河一把抓住了麻袋，众人帮忙才捞了上来。等烤干衣服继续赶路天都黑了，一路上我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大家也实在走不动了，最后，就坐在地上商量决定，人先回去以防遭“黑瞎子”袭击，把土豆集中起来做上记号，明天再来背。就这样跌跌匆匆走到晚上九点才到营地，实在是累急了，倒头就睡。第二天大家又走了十几里路，总算把八百多斤的土豆全部背了回来。

筑路大会战是艰辛的，甚至是残酷的，有的知青为此还献出了生命。同时，确实也是锻炼人的意志的大熔炉，在这种艰苦环境的厉练下我们逐渐成长起来。在大会战中，我曾二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受到了表彰，得到了锻炼。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承受过艰难困苦的磨练，才能感受到幸福温馨的惬意。